根留本土依江润 叶起寒棱映月开——忆郑杭生先生

郑杭生先生是新时期中国社会学学科的主要奠基人之一，是当代中国社会学的一面旗帜。作为一名社会学家和教育家，他的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等理论创新和学术观点已经在社会学及相关学科中广为人知。

，人类存在三种主要的文明形式，即西方文明、儒家文明和印度文明。其中，西方文明主要是在处理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以向外用力为主；儒家文明主要是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以追求人际和谐为主；印度文明主要是在处理人与内心的关系，以向内用力为主。我想，其实任何一个思想者也都在同时处理人与外部世界、人与人、人与内心的关系，并且因为处理得法，产生的学术思想才会广为传播、泽被后世。在这三个方面，郑杭生先生都使我印象深刻、受益终生。

“爱国为民”的家国情怀　　

从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角度来看，与费孝通先生等老一辈社会学家一样，经世致用、报国为民一直是郑杭生先生一生最大的学术追求。新中国成立之际，郑杭生先生正在中学读书，他亲身经历了解放以前旧中国的衰落挨打、改革开放以前30年新中国的大变动，以及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中国的大发展大复兴，那种对民族、国家发展的自豪感和对人民的责任感，是与生俱来的，并且深嵌于他的生活和学术研究之中。他们这一代社会学家最强烈的人生理想就是，在参与推动国家发展进步的进程中实现个人的人生价值。日常生活中，郑杭生先生言行之中无意间所展现的那种强烈的“家国情怀”，对人极具感染力。　　

最初有这种强烈感受的是在我博士即将毕业之际。记得有一次我去他办公室请教博士毕业论文写作中的问题，同时也提及我毕业后的去向，郑先生听后鼓励我留在高校工作。当时我的回答是：“留在高校，影响学生，是影响中国的未来；留在党校，影响干部，是影响中国的现在。郑老师，我想影响中国的现在！”现在回想起来实在是汗颜至极，但当时郑老师不仅没有责怪我的狂妄，反而很高兴地点了点头，表示很认可。后来我慢慢地明白，他不责怪我可能是因为报国一直是他为学为人的最重要价值取向。　　

在为学之道上，作为当代中国社会学学科的领军人物和思想者，郑杭生先生的这种家国情怀表现得最为突出。在中国社会学学科的价值定位上，他为社会学提出了两句名言——“增促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在中国社会学的发展方向上，基于对中华民族文化的深深自信和热爱，他很早就提倡要有“理论自觉”，对西方社会学不能亦步亦趋，要建设社会学的中国学派，要当仁不让地成为世界社会学的东方中心。在他个人的学术取向上，有一次我曾幼稚地问他是还是右派，郑老师很认真地回应说，“觉得我是右派，右派觉得我是，其实我是不左不右任我行”。其实他是在告诉我，做理论研究、分析中国现实问题，都要公平持中，不走极端。在个人的理论创新上，他一生提出了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社会学本土论、社会互构论等成型的社会学理论，这些理论无不是立足于传统文化，无不是对快速发展中的中国社会进行的高度概括与理论升华。　　

在郑先生人生的最后几个月，我们还能真切地感受到他这种深切的爱国为民之情。郑先生过世后，我曾对他人生最后半年原创和转发的所有微信内容进行过整理。在微信中，郑先生那种深沉的家国情怀一览无余。从2014年5月6日到11月6日共半年186天里，郑老师共转发微信308条。内容主要涉及“人生思考”“国家大事”“社会问题”和“学术研究”等领域。其中关注焦点有中日关系、“占中”运动、西方民主评述、、中国的发展成就及相关研究等。仔细研读他所写和转发的内容，可以看到郑先生深爱着国家和民族，他原创或转发的微信大多是对中国问题进行的理性分析和积极引导，而非简单的情绪发泄。可以说，他不是激进的、狭隘的民族主义者，而是一位理性的、热情的爱国主义者。

“宽厚仁善”的待人之心　　

在以儒家文化为根本的中华文化氛围下，如何处理好“人—己”关系，是一门人生大学问。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上，郑杭生先生一直秉持着“宽厚仁善”的待人之心。　　

对于弟子，郑先生的“宽厚”之心表现得淋漓尽致。在前不久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我与同门杨发祥、黄家亮等聊起郑先生，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强烈感受：郑先生对学生极其宽厚。他收的弟子来源五湖四海，每个人有优点有不足，但他却能够看到每位弟子身上的最大亮点所在，并且会经常提及和加以勉励。记得我刚到教书时还不到30岁，但每次与郑先生小聚、开会或者进行社会调研时，一旦有外来的专家学者在场，他都会很热情地把我介绍给别人：“这是王道勇，很年轻，不得了的，现在就已经给省部级干部讲课了！”虽然只是片言只语，但对后辈的宽容之情和提携之意却溢于言表。在他人生最后的十多年间，郑先生无数次地在生活上帮助我、在学术上指引我。深受师恩的我，唯一一次回报他的就是在他病重住院时给他刮了一次胡子。当时，心情沉重的我刮得并不好，但他看后却很满意地说：“刮得很不错嘛！”　　

不仅对自己的学生，郑先生对所有的年轻人都有宽厚之心。郑先生晚年付出心血最多的一件事情就是创办了北京郑杭生社会发展基金会。按郑先生自己的说法，这个基金会所需资助资金是他一个一个地化缘而来，其中之艰难、辛酸和喜悦，真是一言难尽。仅3年多的时间里，基金会就对全国大学、、博士生及青年学者的学术研究工作进行无偿资助，前后捐资数百万元。每次面对大量的申请书，他都认真参与审阅，而且在资助过程中注意向来自贫困地区、民族院校和一般高校的学生倾斜。　　

对于社会，郑先生秉承着传统中国人的“仁善”之心，并且尽力付诸实践。基金会以促进社会发展为方向，在资助硕士博士的同时，每年还将数十万元善款对贫困地区进行定向捐助，帮助贫困地区的人民渡过生活难关，赢得发展机会。除了基金会，他也以自身的学识最大限度地服务社会。他年纪大些后，很多人劝他尽量少去外地尤其是比较偏远的地区，他说：“这些地区联系我，就是对我的最大信任。”无论是东部地区还是西部地区，无论是大都市还是最偏远的乡村，无论是著名大学还是一般院校，只要邀约他去讲学或者调研，只要校内没有课，郑先生就一定是欣然前往，并且每次他事先都会很认真地进行思考和准备。每次讲课、讲话他都会讲出一些新思想新观点，每到单位或社区他都会提出一些很有见地的意见建议。就在前一段时间，第8期县委书记培训班结束后，山西阳泉城区区委书记张晋同志送给我一本当地《社区志》，并说当地的社区工作做得很好，这可能是全国第一部县级社区志。拿着书我马上想到，郑老师就曾经多次去过这个地区调研，这部厚重的《社区志》中也凝聚着他的一份心血。

“乐天知命”的人生态度

如何生存、如何看待死亡是思想者思考最多的问题。柏拉图、尼采等人甚至极端地认为，人生就是一个练习死亡的过程。《周易·系辞上》指出，“乐天知命，故不忧”。孔颖达的解释是，“顺天道之常数，知性命之始终，任自然之理，故不忧也”。可以说，在处理人与内心的关系方面，郑杭生先生那种“乐天知命”的人生态度令人印象深刻。　　一方面是“乐天”，郑先生的人生态度非常积极，生活得异常精彩。他与师母宫老师的一生恩爱一直让学生们羡慕不已；他是改革开放以后在中国人民大学最早穿西服的教授之一；他是最早会熟练操作使用苹果平板电脑的人之一；在微信流行之际，他也整天利用微信进行交流，在多个微信群里很活跃，甚至取了一个微信昵称叫“70后老郑”。生活中，郑先生说自己一生都是逢山必登，年近八旬之际还带着几个学生登上华山，并且很高兴地题词自贺一下。上课时，一头黑发的他经常让学生们猜他的年龄，学生们的猜测总是出错，每当此时他就会很得意地给出答案：“我是远看五十岁，近看六十岁，仔细一看七十多岁，干起活来像四十几岁！”所以我们这些弟子总说，郑先生没有晚年，因为他从来没有老过。　　

另一方面是“知命”，郑先生对待生死的从容之态尤其令人动容。罹患绝症的他，一直一边治疗一边工作。在死亡的边缘上，我从来没有见过他怨天尤人；他是一直到最后实在吃不下饭了，才提着电脑包去住院，而且住院的当天上午还出席了一个交流会议，四天后即撒手人寰。郑先生在医院做完手术后，我去值班陪他，他疼得厉害，但却一直在无声地扛着；虽然躺在床上难以动弹，但还是惦记着要把我们合写的一本书的样书给我。可以说，郑先生用人生的最后几个月给我上了最后一堂也是最重要的一堂人生大课！　　

先生走了，他的一些学术观点还没有提完，他的一些学术愿景还没有实现，但是他已经用自己的一生诠释了那种“爱国为民、宽厚仁善、乐天知命”的人生境界。这也是郑先生以及那一代学术大师们留给我们的共同财富。

本文来源于《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