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 I 实录研究集大成者谢贵安访谈录！

与书香世家对学术有明晰的追求和嗜好不同，我出生在一个普通干部家中，对学术道路缺乏明确的认识。之所以走上学术道路，，这些材料中选录的孔子思想、法家言行、古人观念深深地吸引了我，打开了一个我所知甚少的历史天地。1983年之所以跟随张舜徽先生攻读“历史文献学专业”硕士学位，是因为当时华中师范学院历史系只有张舜徽和章开沅两位先生名下有硕士点，可以授学位，而我对古文又有着特殊的偏好所致。张先从1986年始停招了四年博士生，直到1990年才开始重新招生。我一直等了四年，此时终于等来了机会并顺利考上。当时的风气是首先选择本校的名师和专业就读。我跟张舜徽先生读了五年书，另有四年在张先生担任所长的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历史文献学研究所工作，因此一共亲炙聆教了九年时间。

跟张舜徽先生读书最大的体会，就是发现他是个绝对尊重学术自由的人。由于先生是自学成才，没有科班出身学者面临的条条框框束缚，因此他本人是学兼四部，学深似海，对于学生也就比较宽松，不太严格限制学生们的选题范围。我的硕士论文是《大戴礼记研究》，博士论文的题目则是《明实录研究》。一次，张先生特地对我们说，他曾就博士生培养方式问过程千帆先生，程先生说主要是靠学生自学。这与张先生的主张无是疑暗合的。由于张先生给我的学术自由，所以才使我们各尽其能，我本人也能够在实录研究上发挥特长。

在读博士期间，我住在离先生家不远的地方，每天中午带着两三岁的儿子，到张先生家去给他送信，张先生将他家的孝感麻糖拿出来给我儿子吃，师母金咏先站在一旁慈祥地看着。现在想来，很是温馨。

我本人走上实录研究道路，是因势利导和顺其自然的结果。1986年7月我硕士毕业后，留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所工作，当时所里正在从事集体项目《明实录类纂》，我独力承担了110万字的《湖北史料卷》。在编纂过程中，对《明实录》有了较深的体会，发现了许多有价值的史料。于是当我考上张先生的博士生后，便决定将《明实录研究》作为博士学位论文。经过三年的努力，终于完成了这部博士论文。然后将此论文投稿给台湾文津出版社《大陆地区博士论文丛刊》，竟意外被选中，得以顺利出版。博士毕业后分配到武汉大学历史系工作，该系具有重视文献研究的良好传统，于是我决定继续扩大实录研究成果，先后撰成《中国实录体史学研究》、《中国已佚实录研究》、《宋实录研究》、《明实录研究》和《清实录研究》。

对年轻学子而言，选择论文题目，最好在阅读原始文献的基础上进行选择，这样选择的题目有深厚的史料基础，有一种厚重感，接地气。

史学史研究不是现在显得冷落，是一直都比较低迷。除了二十至四十年代一度辉煌外，史学史一直处在维持生存的状态。除了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外，其他大学的史学史都只是处在维持其教学不辍的状态。这与领导重视程度和学科难度等因素有关。学科难度，是指史学史是一种学术史，除面对历史本身外，还要面对反映历史的史籍，进行双重研究，而一般的历史研究只要面对历史本身就可以了。要解决史学史的困境，除了要求领导重视外，其要有四：一是要求史学史研究者自身要改变固有研究模式，不能总是对史书、史家、史官展开研究，要突破梁启超当年设定的固有框架，引进一些有效的西方史学理论，让中国史学史的研究有一些新的参照。二是重视中国史学史中的历史观念和史学观念，这些观念常常蕴含在史论当中。瞿林东先生最近倡导重视史论的研究，就很有远见。三是要通过认真阅读传统史籍，，辨别历史记载中的人为因素，特别是开国历史中所隐藏的讳饰诬诋问题值得辨析。四是对中国史学史体系形成的过程进行研究。中国史学史体系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层累构成”的现象，体系越后，史学的成果就越早。其实，中国史学形成于魏晋南北朝，此前的史学只处于起源和探索阶段。我们应该对传统史学的形成过程作客观的判断。

即使我们做出了很多努力，史学史的研究仍然可能是冷落的。学者要甘于寂寞。

对我学术影响最大的人，还是张舜徽先生。虽然张先生给我讲课的时间也不是太多，甚至对我们有些同学的名字也不一定记得，但是他以生命不息治学不止的追求，将学术与生命合一的精神，给我树立了榜样，虽然我治学内容和范围与先生不尽相同，但不懈努力和奋斗的目标始终向先生看齐。张先生曾告诉我们不要当官，要潜心做学问，这对我也产生了终身的影响。对我影响最大的书，是王力先生的《古代汉语》一至四册，以及张舜徽先生的《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这两部书，我翻来覆去地阅读、背诵和批注，几乎翻烂了。对我影响最大的事，就是考上大学。1979年高考，我考语文时，由于过于讲究作文的叙述方法，影响了进度，考试结束时还没有结尾。我以为高考失败，就来到比较偏僻的襄北农场五分场六队三哥家玩，将高考一事抛诸脑后。后来该队女会计跑到我三哥家大喊：“谢老三，邓林那边来了电话，说你弟弟考上了大学。赶快让他回去体检、报志愿！”现在想来真是后怕，如果六队没有电话，我可能就与大学失之交臂了。其实，虽然作文没有写完，当年我的语文还是考了78分，总分337分（满分500分），超过湖北省重点大学录取线27分。此事对我的启示就是不到最后关头，“不抛弃，不放弃”。

不能简单地将60后与50后作比较。其实60后有一批人是79年考上大学的，被称为79级，与出生于50年代的77级、78级合称“新三届”，“新三届”在学术上都很突出。与前两届相比，79级学生中大部分是62年出生的应届生，他们的社会阅历相对于77级、78级以及79级中的非应届生要贫乏得多，“拉关系”能力相对不足。

如果要我再选一次，我仍然愿意从事学术研究。因为个人的性格比较内向，无论是当官还是经商，都不可能有太大的发展前途。只有做学问才能让我感到内心充实。

从没想过这个问题。临时一想，可能想与司马迁交谈，问问他在遭遇宫刑之前的人生态度与之后的态度有什么区别，此前作为统治阶级的一员，是不是比较得意，此后被统治集团抛弃，作何感想？会不会有《报任安书》之外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