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城墙到底是谁下令拆掉的?

京津冀一体化 2018-04-15 14:42:23


来源:新京报


作者:张弘




西直门城楼侧面(1951年)



崇文门城楼北立面(1950年)



西直门城楼东立面(1951年)



朝阳门箭楼西立面(1955年)


编者按:自从1976年毛主席逝世以后,关于毛主席的谣言一直层出不穷,尤其是近些年以《炎黄春秋》、南方报系、各大商业门户网站为主阵地,对新中国伟大领袖的各种造谣、污蔑、抹黑达到了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之地步。但遗憾的是,这些谣言一个接一个都被攻破。


比如说,关于北京古城墙被拆一事,就有不少谣言:“一些书里说,毛主席希望从天安门上望下去,下面是一片烟囱”;“如果听梁思成的话,北京的古城墙不拆,北京绝对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古城,但毛泽东大笔一挥——拆了……”

但谣言毕竟是谣言,它不可能活得太长时间。

最近,50年代主持参与了分期分批拆除城墙的孔庆普出了一本书,并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他披露了许多当年的内情,也就为毛主席还了一个清白。这事儿还真不是毛主席干的。到底是谁?你自己看了就知道了。   


孔庆普,1928年生于河北省高邑县,清华大学毕业。1950年分配到北京市建设局道路科任技术员,曾负责北京的城墙、城楼、牌楼、门楼等古代建筑的管理和维护修缮工作。1952年主持参与了分期分批拆除城墙、城楼、箭楼、牌楼、门楼的工作。


关于“梁陈方案”的故事我们已经听了很多,但凡对北京老城区保护有兴趣和关注的人,都对梁思成当年的保护方案不会陌生。但是你是否知道北京城的老城墙是怎么有的豁口,又是如何一步步走向了被拆除的命运?这其中有着什么样的背景和故事呢?


今天让我们听听孔庆普,这位曾经参与过北京老城墙拆除的技术员讲述当年的故事。他的新书《北京的城楼与牌楼结构考察》日前刚刚出版,这本书里记载了北京老城墙、城楼、箭楼、牌楼、门楼相关的宝贵测量资料。



从修缮城楼到拆除城楼   


新京报:一开始,你是在做北京市城楼的保护,然后开始维修。没过多久,就变成了要拆迁?   


孔庆普:1950年,我在北京市建设局道路科工作,负责桥梁养护与管理工作,以及城墙和城上建筑物等古建修缮管理工作。1951年春节过后,我指挥9名工人,组成了三个“城楼调查小组”,1951年4月,周恩来总理让政务院给北京拨了维修款,修缮城楼。1951年修缮完了七项工程以后我们报上了第二批的修缮计划,但一直都没信。到1952年5月份,得到的任务是——拆。就这么突然。是谁让拆的?后边才知道,是刘少奇。   


新京报:这个决策是怎样出来的?  


孔庆普:彭真为这个事儿,找了毛泽东,说不能把北京城一扫光了。后来毛主席说,党内的事儿我负责,那些事儿归少奇同志管。从那时候起,这个事儿就落到我身上了。就是拆。   


新京报:之前我是看一些书里说,毛主席希望从天安门上望下去,下面是一片烟囱。   


孔庆普:下令拆的是刘少奇。1950年定规划的时候,梁思成提了一个意见,把政府部门集中在西郊新市区。那么,老区怎么办呢?老区跟外边得有联系,联系就得修路,修路还得拆,那城墙顶就得拆豁子。后来拆了豁子,城墙都乱了。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的委员提出,出豁子以后城墙都分了段了,可以每段都盖一个公园。那道路怎么办呢?华南圭、单士元这些老同志们就说,这个老城里39万多人,生活必需品得要供应,生活垃圾都得往外排。   


给城墙开豁口是老百姓生活所需   


新京报: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孔庆普:那时候梁思成说原城保护,别拆,也别扒豁子,城墙要保留下来。有人问那城里头40万人上哪儿去怎么办?他说解放前都行,现在怎么都不行啊?他不理解,解放前老百姓没人管,你没吃就没吃的,你倒垃圾爱怎么倒怎么倒。解放后就不行了,吃菜、吃肉,你排出来的垃圾,都得运进来和运出去啊。自来水也是这样,从前都是井,一般都是有人拉个推车,一边一个水箱,卖水。只有一个自来水厂在东直门外,供应政府机关。老百姓根本是吃不上自来水。那时候和煤球还得要黄土。黄土上哪儿弄去?上北城根儿。城墙根里头挖坑。马三立相声里头说过这些事儿,一车黄土卖几个钱。那时候老百姓的生活不需要供应,也不需要帮他消纳。  


新京报:梁思成1950年2月就和陈占祥提出了“梁陈方案”。  


孔庆普:主要是解放后情况不一样。一是老百姓的生活逐渐改善。还有,战争一结束,人口增加也很快。而且中央人民政府住到城内之后,增加的人口也非常多。包括官员,服务人员,还有驻军、警察都增加了。这些人的生活垃圾、出行问题怎么办?然后,梁思成没词儿了。陈占祥先是跟着梁思成一块儿搞了一个梁陈方案,然后他变卦了。陈占祥主张,北京城他同意开城墙豁口,不开城墙豁口,变成一个死城不行。中央说了,要把北京变成一个生产城市,发展轻工业。这样的话,那城墙豁口就得拆,不拆不行。陈占祥一变,不同意开豁口的,就剩梁思成一人了。所以这样,这豁口,就基本上开定了。1950年10月11日,市委市政府召开战备工作会议决定,在内城东西北拆六个城墙豁口。这个在会上一说,谁也没有反对。梁思成在那儿,他也没反对。   


新京报:原来城墙开豁口还有这样的历史背景。   


孔庆普:从这儿一开始,一扒豁子,这老百姓说,行了。原来设计的时候,东边两个,北边两个,西边两个。后来扒豁口的时候,东边的豁口外边修木桥,东边两个是我做监工员。六个战备城墙一修完以后,到第二年,各个豁口的交通流量迅速增加,就把豁口修成正规路了。这一弄,老百姓建议开更多的城墙豁口,以连通城内外的道路。北京的各民主党派对城区道路交通不畅的问题,综合了四条意见,市政府将汇报材料转给了建设局,要求建设局按道路规划提前分批逐步安排开辟更多城墙豁口工程。


新京报:你们当时是否有计划要拆多少个豁口?   


孔庆普:那时候我们建设局拆多少豁口,拆多少条路,也搞了规划。第一批工程计划安排五条道路和五座城墙豁口。但是,方案交到都市计划委员会后,都委会几次开会都未能形成统一意见。主要是梁思成不同意。


1951年1月下旬,吴晗副市长召开了开辟城墙豁口专题座谈会。


1951年,开辟了东直门北小街、陶然亭、架松(劲松)三个豁口。


1952年,又开了武定侯、左安门东、宣武门三个豁口。


1953年开了永定门、陶然亭(扩建)、雍和宫、范家胡同、东总布、东直门、广安门豁口,以及二号豁口的扩建。


1954年又开了白纸坊、费城门两座豁口。


1955年开了朝阳门、安定门、广渠门北城墙豁口。


1956年又开了龙潭湖城墙豁口。   


梁思成同意拆除西便门城门   


新京报:开这么多豁口,梁思成一直不同意吧?  


孔庆普:1953年以前,要开城墙豁口,都需要经过都市计划委员讨论通过后,报市政府批准。每一次开会,梁思成就讲,“中央机关就不应该设在老城里”。后来,彭真市长生气了。在1953年6月,成立了一个首都规划小组,由北京市委直接领导。小组设在动物园西边的畅观楼,所以,这个小组也叫“畅观楼小组”。以后,建设局有关开辟城墙豁口就不再报到都委会,直接报畅观楼小组审议后,由规划小组上报市政府。等于绕开了梁思成。梁思成生气了,他找副市长吴晗诉委屈。吴晗不但没支持他,还给他讲一些道理,说服他。这时候起,梁思成就没有说话机会了。


北京的城楼,是1952年9月开始拆的。大面积、大规模拆外城城墙,是1956年开始的,到1958年就拆光了。   


新京报:梁思成一心一意想把老城保留下来,结果愿望落了空。这是因为他当时的想法太超前了吗?   


孔庆普:主要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做不到。北京不是个小城。像山西平遥,没多少人,好办。北京城内近40万人生活,这不是个小数目。比如拆西便门。开会的时候,谁都不发言,都等着梁思成。梁思成说,这个城门非拆不行。他说我考察了,这个城门才三米多宽,光走一个大汽车,别人就走不了。这边是护城河,城门里头又有铁路,我看现在不行,我同意拆。梁思成一同意,大家都同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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