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杰青·第六话】拓荒者•观察者•创新者•修行者：余可谊

我和余可谊相识已五年有余，工作中我们是一起为医院青年工作付出努力的同事，事业上我们是一起为推动中国医学创新实践理想的同伴。写一位自己很熟悉的人是件令人矛盾的事，因为“人物写作”是希望能够为读者呈现一位饱满的、立体的人，若对采写对象过于熟悉往往会写得片面、主观，而若对TA不熟悉则会写得生硬、不鲜活。对此，我的解决办法是，让别人先去采访，给我一个重新认识TA的第三者视角，之后再结合我对TA的熟悉进行精雕细刻。对余可谊的这篇“对话”即是如此。感谢采访者赵丽同学，为我挖掘了一个更新、更不一样的“余可谊”。

——笔者 刘硕

 

同事也罢、同伴也罢，余可谊首先是一位医生，脊柱外科医生。协和的脊柱外科有着辉煌的发展史，国际著名的“PUMC分型”即出自这里。1999年，余可谊入职北京协和医院，2002年加入骨科，在不同组间轮转学习，最终他选定了脊柱外科。在巨人肩膀上成长是每个年轻人的渴求，但对于永不满足的那类人来说，这也常常会带来些许“痛苦”，因为前辈们已经做得太好了，似乎留给后辈开拓的空间并不大。余可谊是个典型的“不知足”的人，他希望能够在这一领域做得更好，最好能在科室开辟一个新领域。

2010年开始，在导师邱贵兴院士的指导下，余可谊开始逐渐从脊柱畸形转向脊柱微创领域，经过两次赴美学习和临床实践乃至碰壁，他get了一个进入脊柱微创大门的入口——脊柱内镜手术。脊柱内镜手术囊括了穿刺技术、置管技术、镜下操作技术三个部分，也可视为“穿刺介入技术”与“关节镜技术”的杂交。它要求操作者掌握精准的置管技术，能够精确地将工作“管道”置入到病变部位，这是这一术式能否成功的关键前提。协和骨科之前还未有人在院内广泛开展这一手术，况且从习惯了做大切口的开放手术向微型切口的微创手术转变对一名外科医生而言可谓是“痛苦的蜕变”，他需要从理念到技术进行自我的全方位置换才能完成这条学习曲线。

起初，余可谊觉得这项技术虽然对患者而言创伤小、恢复快，是个很好的解决退行性腰椎疾病的术式。但刚开始蜕变的他觉得这项技术太难以掌握，尤其是精确置管环节。有一次，他与经常做消化内镜的消化内科医生讨论如何经皮椎间孔镜进行腰椎间盘切除手术，朋友的一句话让他顿然醒悟，“这与我们做胃镜、肠镜不是一样的么？”。是啊，虽然脊柱本身位置深在，周围密布血管、神经，但上帝为我们打开了一个隐秘的手术窗口——椎间孔，只要经皮穿刺将工作通道对准椎间孔，就能像消化内科医生一样在人体的天然管道内探索人体秘密，完成治病救人的神圣工作。

学习新技术的过程就像是在游戏里过关打怪，一个个技术瓶颈就像挡在通关道路上的怪兽，只有克服了内心的恐惧才有打败它的可能，而过关斩将的过程也是从零到一的拓荒工程。掌握了新技术后，在骨科翁习生主任、沈建雄副主任和专业组王以朋教授的大力支持下，他在院内申请开展这一新的手术项目，与护士和麻醉师反复磨合，至今他已完成脊柱内镜手术200余例，患者年龄从13岁到90岁，手术优良率和总体质量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一名脊柱外科医生一方面要不断超越前辈，追求更安全的手术、更好的疗效；另一方面还要面对患者不断提出的高期待。“大夫，手术后我能不能很快上班？”“医生，手术后我还能不能做我喜欢的运动？”这些近乎“苛刻”的期待是对医生的鞭策。

由于做脊柱手术需要长时间站立，还要时长穿着厚重的铅衣，余可谊自己的腰椎也患了病，无法长时间站立或久坐，他还一度想过要不要给自己也做个手术缓解一下疼痛，但排满了患者的手术单让他一次次打消这个念头，今天他出门时还会随身带着护腰带。

当问及他所开拓的这个领域的发展前景时，他说，“今天的患者有更强的权利意识和参与医疗决策的意愿，我们脊柱外科医生也愿意为患者更快康复而做出突破，所以，我们脊柱外科医生还是充满希望和挑战的。” 

我时常觉得外科医生与内科医生在气质上有极大不同，比如外科医生通常性格外放、胆大，属于to-do型人，看到什么就愿意说出来，认准了的事就要马上去做，这也让我有了一种错觉，外科医生尤其是男医生都易冲动、神经大条。但与余可谊的相处让我推翻了之前的这种认识，外科医生胆大、敢做没错，但也冷静独立、心思细腻。比如，余可谊就是这样一位医患关系的独立观察者。

各种复杂原因的交织导致在中国发生了多起医院，据统计，仅2012年全国就发生恶性伤医案件11起，造成35人伤亡。在这些事件面前，各方说法不一，医生尤其困惑。“我们每天早出晚归，抛家舍业，为了多救一个患者甚至敢于牺牲自己的生命，为什么会遭到这样的对待？”

同样身为医生，余可谊和身边的朋友也有类似的疑问，然而他并非冲动之人，他希望能够找到一条合理的、理性的途径面对医患关系的困局。“医院暴力零容忍”就是他的主张：

除了参加公益活动外，他还开通了微博、微信个人公众号，在各种新媒体阵地上推行自己的主张，向全社会呼吁对医院暴力说“不”！在很多大V聊科普的时候，他特立独行地将自己对医患关系的观察写成一篇篇或人文、或理论的文章，发出自己一个“局内人”的声音。今天，在医院暴力面前，和他一样的声音已经越来越大，比如在一场暴力伤医事件发生后，医生们会集体把微信头像换成黑丝带以示对暴力行径的抗议。

这是我给他、也是为我们整个团队贴上的专属标签。

虽然说医生有专利者众多，具有开创精神者也不乏，但却少有人能够像他一样用公共主义精神和未来主义视角做创新。他所做的创新，非仅限于个人专业领域的创新，而是意在推动整个中国医学创新的创新。说来拗口，但其实并不难理解，因为他和他的伙伴们（包括我自己在内），已经做了、在做、将要做很多具体的工作来向你呈现这一类的“医学创新”。

“未来医学”会是什么模样?医生这个职业会被人工智能取代么？今天的医生面对不可知的未来应该做哪些准备？中国的医学创新生态应如何构建？

这些问题似乎很“大”，远超出任何一名医生个人的范畴，但这些问题却与每一位医者息息相关，只要你还打算在明天继续做一名医生。余可谊对这些大问题的思考和实践源于“互联网医疗”和对管理大师德鲁克的崇拜。

余可谊有一个梦想：“互联网能够帮助病人找到更合适的医生，它搭建了一条医患之间的特殊的连接通道，我希望互联网也能够改善医患关系，把一次性的就诊关系变成长期的、专业的、充满温情的人际关系。”而对德鲁克研究成果的学习让他坚定地相信，“只有创新才能真正改变中国的医疗体系”。

医院青年工作部的工作给了他更大的舞台和更多实现梦想的机会。在团青大家庭里，他结识了一批与自己有同样信仰和理念的同伴（包括我自己在内），大家一起探索“推动中国医学创新”的路径，反复论证得出一条核心结论：

医疗从业者（医生、护士、医院管理者等）是中国医学创新的主体和核心，临床工作是医学创新的源泉和土壤，解决患者需求是医学创新的终极目标。

尽管社会上已涌现各种医学创新的载体，如互联网医院、医生集团、互联网医疗等，但中国医学创新的生态还未完整构建，政府、企业、医疗机构、医疗从业者、投资者之间的各自角色地位作用仍不明晰，生态链内的运行规则还需要各方共同制定。

为了构建这个“以医生为核心”的创新生态系统，余可谊和伙伴们一路探索，一路实践。2013年，“医学新青年”青年医生组织诞生，MED TALK、MED TOUR等一系列项目搭建了医生与社会创新者之间的对话平台，链接医学与技术、需求与市场，如今已举办近15期沙龙。同年，“医学新青年”同名微信公众号正式上线，设立医学人文、医学创新等各栏目，鼓励医生发出自己的声音。

2016年“北京协和医学基金会青兰医学青年发展专项基金”成立，接受社会各界善款以鼓励医生进行创新实践，并对医生进行创新能力培养。

2017年，。余可谊将和团队伙伴一起在中心平台上帮助更多青年医生进行创新转化，构建中国医学创新的生态系统。

他、我、我们在推动医学创新这条路上越走越远、越走越坚定。

著名医学家奥斯勒在《生活之道》中写道：“行医是一种艺术而非交易，是一种使命而非行业。在这个使命当中，用心要如同用脑。”余可谊在美国TSRH慈善儿童医院进修时有幸遇见了一批优秀而谦卑的医生，他说，“我们不仅要从他们身上学习先进的技术，更要学习他们‘对待病人之道’。这是一个漫长的修炼过程。”

做医生是要修炼的，医学和人文要知行合一。

践行医学人文精神不仅要给患者关爱，还要关爱同事、尊重前辈、提携后辈，对社会要有责任感，不光努力看好病人的病，还要综合考虑疾病对患者家庭和社会的影响。

既然选择了当医生，就要坚定地走下去，而且要主动做出改变。

余可谊尊崇的另一位先人是王阳明。王阳明去世前有人问他还有何遗言，他说“此心光明，夫复何言？”这是人生的至高境界。通过一生修炼，该做、愿做之事已做，人生已了无遗憾，这也是余可谊所追求的高度。

系列报道策划人、责编：刘硕

作       者：刘硕、赵丽（实习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