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人性扭曲和命运的多舛，这部戏做到了

新年初始，巴西阿默克剧团创作的《萨琳娜——最后的脊梁》在中国北京首演。这部关于仇恨与宽恕的史诗传奇，将个人命运与社会、时代的变化相交织，将个人爱恨情仇与社会、民族的变迁相融合，丰富的非洲部族乐器演奏、宗教性表演形态、展现原始生命力的身体动作，传奇与悲剧的艺术技巧相辉映成就了一出震撼人心的戏剧。（图片摄影：潘瑾瑜）

非洲原始部族保留着原始生命力的发展历程，驱逐流放、部族战争，强烈的男性，资源争夺，更助长了仇恨的积累，最原始最本真的生命的延续和破坏在非洲大地上演着。

《萨琳娜》中激情、流血、仇恨、复仇和宽恕相互协奏，直面人性的扭曲和人生的坎坷，每一个人物的表演动作，每一声非洲民族乐器的乐声、每一个叙事情节的推进点，都以将观众带入人性的挣扎中为目的。

《萨琳娜》不同于传统的中西方戏剧，它在坚守戏剧艺术本身的戏剧性和意识形态性的基础上，更加强了戏剧艺术的力量灌入。

戏剧艺术的力量可能是戏剧艺术本身的戏剧性或艺术性，抑或是社会剧的社会批判力量，但《萨琳娜》所蕴含的是是人类的生命力，最本质、最原始的一种人类的力量。

《萨琳娜》是一出充满力量并致力将人类原始生命力传递给观众的戏剧。它坚持和做到了戏剧力量来源于人根本原始的生命力。

艺术从何而来？艺术是原始生命力过剩需要进行交换的产物，所以《萨琳娜》无论艺术外在的演出形态（人物的舞蹈性表演动作和戏剧音乐的力量节奏）还是戏剧叙事上人物命运的推进和人性的转变都从人类原始的生命力量为出发点。

《萨琳娜》的演出中丰富而充满力量的非洲民族特色舞蹈和乐器的表演和现场演奏展现了强大的节奏感和生命力，节奏是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生活中体会的，从节奏中为观众传递了生命力量。

戏中的萨琳娜的人物命运和人性的转折以群体寄托与驱逐、生殖繁衍与激情爱恋和母爱丧失与找回为情节点，这都是极具生命力量的个体生命转折点。《萨琳娜》以人原始生命力为表演形态，以人性的扭曲为叙事动力，给予在现实中的茫茫众生从仇恨到宽恕的心灵抚慰。

萨琳娜的前半生由不得自己，被部落收养，却不能选择自己心属的爱情，萨琳娜怨恨自己的被逼嫁于的丈夫，仇恨让她开始了属于自己的身体控制，萨琳娜被驱逐、被流放，再一次错过了心属的爱情，此刻萨琳娜用尽愤怒和仇恨喂养了自己的孩子。

萨琳娜被仇恨所吞噬，不惜把自己的孩子作为复仇的工具。可是萨琳娜并未胜利，萨琳娜被铁链拴着游街，人们争先来看这个充满仇恨的萨琳娜。仇恨在此被推向了戏剧的高潮，浓烈不开的仇恨充满在整个舞台上。最终母爱和善良如利剑一般划破了这份仇恨。

《萨琳娜》这出戏极其高明之处是没有站在任何人的立场上了讲述这个故事，作者没有对萨琳娜的坎坷的人生和扭曲的人性同情抑或批判。

部落原始的资源掠夺和本身存在的男性霸权固然是伤害萨琳娜的源泉之一，但萨琳娜本身的非理性复仇也是其糟蹋了人生的原因，萨琳娜甚至伤害了自己儿子，将其作为自己复仇的工具，人性极度扭曲的萨琳娜是自己人生悲剧的罪魁祸首。探讨人性是容易的，但真实展现人性扭曲的过程和阐述人性转变的原因就是不易的。

《萨琳娜》以富有非洲民族的风格特色将萨琳娜人性的扭曲和转变的过程和原因都通过人物形象的塑造真实展现出来了，成为照射观众自己人性的镜子。它将部族社会的变化、人性转变和扭曲的历程与个体命运坎坷多舛的历程融合而精准描绘出来，成为富有命运性、社会性和历史感戏剧作品。

演出形式极具宗教性，乐手和角色人物围成矩形，构建出戏剧舞台空间。非洲音乐丰富的音色在演出中和演员的表演、叙事的推进浑然天成。

音乐是非洲人在祭典仪式的媒介，其中非洲鼓在非洲人中具有神般的崇高地位。鼓声的力量和节奏最符合非洲人的生命力，连巫师治病也重视的是节奏打击乐器。在剧中，非洲金贝鼓、非洲低音鼓、印度都拉克鼓、非洲对话鼓和陶罐鼓相互交织。

《萨琳娜》难得一见和难得一听就是那种音乐节奏、演员表演和叙事把握力度的浑然天成，所有的声音和动作表演都充满着力量。它成为一出力量传递的戏剧，其演出形态源源不断将生命力量传递给观众。

梅耶荷德认为舞台艺术就是动态和静态以及各种形式的动态之间的有规律的转换。戏剧很重要的就是节奏美，本剧中演员的表演具有精细和富有力量的节奏感。舞蹈性的形体美和叙事节奏、音乐节奏的高度融合起来。民族风格和文化特色成为本剧的形式特征，在今年的来华演出中，这种力量感和节奏感十分难得一见。

戏剧是人类集体观赏的艺术，是人类集体面对自己人性的艺术，是一个民族一个文化形态向外传递力量的艺术。

《萨琳娜》对人性扭曲的节点把握极为精准，直击人性扭曲原因的根本之处，这成为这出戏打动人心的力量之一，再加上演员展现原始生命力的表演动作控制、非洲音乐节奏力量和抒情力量的融合，使得它成为一部充满原始生命力的戏剧演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