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原一个真实的西南联大——《上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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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大学时代是我最苦闷的四年，学着自己根本不想学的专业，想转系又非常之难。整个学校毫无学术氛围，我的同学们每天挤破头在抢着入党的名额，思想报告洋洋洒洒在网上手抄了无数份，从入党积极分子到预备党员再到正式党员，不晓得要上多少次思想课才行。
但至于为什么要入党，，只不过是听到一些所谓“过来人”的忠告，当了党员以后找工作容易，尤其是考公务员、当辅导员、去国企单位都要优先选择党员。
大学我成天窝在图书馆的一楼看书，那里基本上也没什么人。在图书馆里，我读了很多关于民国时期的作品，其中《燃灯者》和《上学记》最让我感动。
今天我又翻出何兆武先生的《上学记》读了几章，和几年前读起来又有了新的感受，，读起来真是觉得畅快。
《上学记》这本书的作者何兆武先生生于1921年，，，后来他在清华大学当教授，同时译作著书。《上学记》这本书由八十多岁的何兆武先生口述，文静女士执笔。
《上学记》按照何兆武先生的人生经历分为三章，第一章是写何兆武先生幼年及青少年时期（1921-1939），，最后一章是写他毕业后愁闷的几年（1946-1950），戛然而止于新中国成立。
从这本书中可以看到中国战火纷飞的那个时代，但在那个时代中国却出现了空前的学术自由，孕育了无数伟大的学者，。
我现在试着摘录一些这本书里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地方。
、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合起来的一所大学——而不是三所。
没有任何组织纪律，没有点名，没有排队唱歌，也不用呼口号，早起晚睡没人管，不上课没人管，甚至人不见了没有人过问，个人行为绝对自由。自由有一个好处，可以做你喜欢做的事，比如自己喜欢看的书才看，喜欢听的课才听，不喜欢的就不看、不听、这种自由的作风非常符合我的胃口。
，对生物学非常有贡献，60年代轰动一时的胰岛素就是他们搞成功的。我看过一篇记者的访谈，记者问：“为什么当时条件非常差，，却培养出了那么多的人才？”他的回答非常简单，就两个字：自由。
我深有同感。那几年生活最美好的就是自由，无论干什么都凭自己的兴趣，看什么、听什么、怎么想，都没有人干涉，更没有思想教育。
我以为，一个所谓好的体制应该是最大限度地允许人的自由。没有求知的自由，没有思想的自由，没有个性发展，就没有个人的创造力。
那时候转系很方便，只要学分念够了可以随便转，学分不够也可以补，至多是多读一年。
，讲什么、怎么讲全由教师自己掌握。
倒是解放以后，全国有统一的规定、统一的模式，有标准教科书，考试还必须按“标准答案”。不过我想还是应该没有“标准”，包括自然科学，我认为也不需要有个标准，如果大家都按一个思路去向，科学怎么进步？包括爱因斯坦的理论也不应该成为标准，否则永远不可能超越。
学术自由非常重要，或者说，学术的生命力就在于它的自由，不然每人发一本标准教科书，自己看去就是了，老师照本宣读成了播音员，而且还没有播音员抑扬顿挫有味道，学生也不会得到真正的启发。
比如学习历史，孔子是哪一年生，哪一年死，怎么周游列国等等，每本教科书上都有，根本用不着老师讲，而老师的作用正是在于提出自己的见解启发学生、与学生交流。
，每个系也有自己的图书馆，这在战争期间是很难得的。所有的图书馆全部开架，学生可以自由进书库，愿意看什么书就看什么书，待上一整天也没人管。
图书馆的作用是什么？应该是尽最大的可能把书让大家看到。可是按照我们现在的观点，图书是国家的财富，我们要尽量地把它保护好，越翻越烂怎么成？所以就千方百计地尽量让人少看，或者不让人看。
我们那时候的学生可真是自由，喜欢的课可以随便去听，不喜欢的也可以不去。
，不由想起玩校冬夏令营的一些事情。在玩校的冬夏令营孩子们享有充分的自由。比如睡觉，我们会在11点左右提醒孩子一下，但是至于他们到底想几点睡，我们并不会强制要求。
在GAP day更是如此。孩子们自由选择想上的课，也可以选择一门课都不上就睡一整天，这都是他们的自由，只要孩子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就行。因为我们相信孩子他自己是有判断力和自主性的，如果连续熬夜几个晚上，他肯定会因自己吃不消而调整时间，如果有他感兴趣的课他必然会积极去选择。
在玩校也确实证实了这一点，当碰上孩子们感兴趣的事情，当他内在的热情被激发出来，他永远精力充沛愿意投入大量时间去尝试。孩子们说对于玩校的喜爱，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足够的自由和足够的被尊重。
梅贻琦风度很好，顶有绅士派头，永远拿一把纪伯伦式的雨伞，甚至于跑紧急警报的时候，他还是很从容的样子，同时不忘疏导学生。在那种紧急的关头还能保持这种风度确实很不容易，大概正是因为他的修养，所以能够让一个学校在战争时期平稳渡过。
有些老师喜欢在课堂上胡扯，甚至于骂人，但我非常喜欢听，因为那里有他的风格、他的兴趣、有他很多真正的思想。比如冯友兰在课堂上骂胡适，说：”胡适到二七年就完了，以后再也没有东西，也没起多大的作用。“这是教科书里看不来的。
我记得冯友兰在回忆录里说，他在北大上学的时候有位老先生讲中国哲学史，结果一年只讲了个《周易》，连诸子百家都没涉及。可见当年的老师讲课多么随意，但我觉得这也会一个最大的好处：教师可以在课堂上充分发挥自己的见解。
老师各讲各的见解，对于学生来讲，至少比死盯着一个角度要好很多。学生思路开阔了，逐渐形成自己的判断，不一定非要同意老师的观点，这是很自然的事情，而且可以公开反对。
逻辑学那时候是必修，我上的是金岳霖先生的课。金先生讲得挺投入，不过我对逻辑一窍不通，虽然上了一年，也不知道学的是什么东西。只记得有一个湖北的同学，年纪很大了，课堂上总是跟金先生辩论，来不来就说：“啊，金先生，您讲的是......"
我们没那个水平，只能听他们两个人辩。我觉得这样挺好，有个学术气氛，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思想；如果什么都得听老师的，老师的话跟训令一样，那就不是学术了。
同学之间也经常讨论，我的许多想法就是在和同学们的交谈中得到的启发，有些甚至伴我一生。
沈从文先生的中国小说史，那个课人数很少，大概只有六七个人听，我旁听过几堂并没有上全。沈先生讲课字斟句酌的，非常之慢，可是我觉得他真是一位文学家，不像我们说话东一句西一句的连不上，他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非常有逻辑性....沈先生是非常用功的，可是他没有任何学历，当过兵，后来到大学教书，还成了教授，所以往往受学院派的白眼。
刘文典先生在课堂上公开说：“沈从文居然也评教授了....要讲教授嘛，陈寅恪可以值一块钱，我刘文典一毛钱，沈从文那个教授只能值一分钱。”
北伐的时候刘文典是安徽大学校长，，照例邀请当地的名流见面。，可是刘文典挺干瘪的一个老头，还戴着副眼镜，，就问：“你就是刘文典吗？”他回了一句：？”
钱钟书先生名气大，我也跑去听。他的课基本都用英语讲，偶尔加一句中文，不过他有时似乎有点玄虚，不是很清楚明白地讲出来，而是提示你，要靠你自己去体会，所以非得很聪明的人才能够跟得上他，笨的就对不上话了。
上课了，陈先生（陈寅恪）夹一个包袱进来，然后打开书，可是他基本不看，因为他对那些材料都历历如数家珍，张口就是引什么什么古书中的哪一段，原话是什么什么。如果按照解放后的标准来说，他的那种教课方式是不够格的，没有任何教学大纲，完全信口讲，但在解放前允许这种讲法。
黄昆问：“爱因斯坦最近又发表了一篇文章，你看了没有？”杨振宁说看到了，黄昆又问以为如何，杨振宁把手一摆，一副很不屑的样子，说：“毫无originality(创新），是老糊涂了吧。”
一个人的精神生活，不仅仅是逻辑的、理智的，不仅仅是科学的，还有另外一个天地，同样给人以精神和思想上的满足。
我现在也八十多岁了，回想这一生最美好的时候，，四年本科、三年研究生。当然，那也是物质生活非常艰苦的一段时期，可是幸福不等于物质生活，尤其不等于钱多，那美好又在哪里呢？
我想，幸福的条件有两个，一个是你必须觉得个人前途是光明的、美好的，可是这又非常模糊，非常朦胧，并不一定是什么明确的目标。另一方面，整个社会的前景，也必须是一天比一天更加美好，如果社会整体在腐败下去，个人是不可能真正幸福的。
这两个条件在我上学的时候恰好同时都有，正时正是战争年代，但正因为打仗，所以好像直觉地、模糊地，可是又非常肯定地认为，战争一定会胜利，胜利后一定会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世界，一定能过上非常美好的生活。
此文结尾，我特别想引用一句何兆武先生同学王浩先生的一句话：幸福是圣洁，是日高日远的觉悟，是不断地拷问与扬弃。这句话是如此的熨帖着我此刻的心灵。
，。想起傅国涌先生曾和我们说过的一句话，这是一个小时代，无论是学术还是人格上大家都是小的。
可是我们想要交锋想要靠近的永远是“伟大的事物”，只有伟大的事物才能让人察觉幸福的真谛才能让人找到自己生命真正的价值和意义。
在钥匙玩校，我们也希望让孩子拥有自由之灵魂和终生学习的热情，让他们一生都走在领略“伟大事物”和创造“伟大时代”的道路上，我们都值得去尝一尝真正的幸福是什么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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