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高伟丨散文/ 在医院的日子里

在医院的日子里 
----谨以此文献给热爱生命，热爱生活的人 

一 

　　一九九七年七月二十三日。 

 这是一个令我全家难忘的日子，就在这一天父亲确诊为食道癌。 
　　那个时候，我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刚刚五十的父亲会得了绝症。我拿着诊断书，重重地跌坐在医院走廊的时候，父亲还在医院门口长椅上痴痴地等着我的消息。 
　　走向那个曾令我尊敬令我畏惧的父亲，他怅怅地望着我的脸，似乎我的脸就是诊断书，那神情木然，那身躯佝偻：“没事吧，孩子？”我仓皇地躲闪着那焦灼的眼神，极力保持着轻松和冷静：“没事，小毛病。” 
　　“孩子，还有救吗？”父亲呐呐地问。一种对生的绝望，对死的恐惧。我苍白的脸是无法隐瞒事实的。 
　　 “没事的，不可能有事的，不信你去问医生。”我晃着那张纸，我要瞒着父亲，哪怕片刻. 
　　我挽着父亲，走进医生的办公室。那个微微发胖的好心的女医生按照我事先的嘱托，告诉父亲食管里有一个息肉，需要小手术，很快会好的，父亲非常相信医生，脸上露出极度近乎夸张的轻松:“那就好，那就好。”那个可亲严厉而又粗心的父亲真的没能发现我那张恐慌绝望的脸和微微发红的眼睛？——事实我们后来才知道，父亲是在故作糊涂，目的无非是在为我减压。 
　　 父亲准备接受那家县级医院的治疗。 
　　当我把这个可怕的消息告诉家里，原本倔强的母亲瘫倒了，整个家坍塌了。我们知道在几十年的生活中，父亲和母亲为经营这个贫穷的家千辛万苦，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妈，你挺的住吗？ 
　　母亲挺住了，而且神智清晰，态度坚定，毅然决定，为父亲找最好的医院，最好的医生。 
　　母亲筹借了足够的钱，我，哥哥和父亲启程了。那一刻，我从父亲忧郁的眼中明白，对父亲的隐瞒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和必要了，父亲握着母亲的手，紧紧地：“放心，我会回来的。”父亲脸上流露出出征前的刚强，而母亲已泣不成声，所有的人都无法掩饰对亲人依依不舍的眷恋。 
　　车行在踏往省城的路，窗外若明若暗的灯光飞快地抛在身后。夜深了，我知道父亲还没有睡。                                                     

二 

 到达省城时，已是第二天的早晨了。 
　　接下来是忙不迭的挂号，复诊，检查，送报告，取报告.....可恶的是偌大的省城医院没有空床，暂时不能入院。 
　　我和哥哥奔波在人地两生的省城。救救父亲，成了我见人就说的话题，最终，那个好心的老乡答应帮忙，但必须等，等？父亲的病允许吗？ 
　　我们暂时在一家离医院不远破旧而肮脏的院落里住了下来，每日要向房东缴纳二十的房费。可喜的是，在那个院子里住着的都是肿瘤患者，不几日，父亲就开朗起来，他们用不同的方言费力地交谈着，讨论着，争吵着，有时低语，有时高声争辩，只是我发现偶尔还有爽朗的笑声传来。父亲开始吃的多了起来，只是下咽时时出现困难，倒使我们心情无法轻松。我十分殷勤，常常半夜起来给父亲熬汤喝。这时候父亲一边费力地下咽，一边安慰着我：“病不可怕，可怕地是人不能战胜病魔。”
　　我暗暗地为父亲喝彩，为有这样的父亲骄傲。
　　期间发生了一件小事，让我和父亲虚惊一场。下午五点左右，哥哥说出去买点吃的就走了，可到了晚上八点多了还没有回来，左等右等就是不见哥哥的面，我心里暗暗紧张起来，我先给 父亲盛了一碗米粥：“爸，你先喝着，我去看看。”父亲没有说话，焦灼写满脸膛：“不急，再等等。”我知道哥哥从没出过远门，肯定迷路了:“没事，那么大的人出不了差错的。”我安慰父亲，其实也是给我宽心。父亲还是没有喝粥，在屋子里走来走去，心情很是烦躁。大约九点哥哥回来了，这时我看见父亲脸上洋溢着浓浓的笑，那情形好像有人告诉他他的病全好了。“回来好，回来好。”那晚父亲吃了很多，也没显得吞食怎么困难。
　　四天之后，我们得到消息，可以入院了。
　　我飞快地登记，交钱，飞快地穿梭在医院的走廊里。脸上满是汗珠，衣服紧紧地粘贴在我的前心后背。我不知疲倦地奔跑着，争分夺秒地办理着住院的各项繁杂的手续。那时候我只一个念头，为父亲争取分分秒秒的治疗时间，劳累几十年的他还要活下去......
　　父亲的病床是6号。负责6号的又恰是运城老乡，这为我空悬的心踏实了不少，也许是老乡的缘故，那位医生格外尽心。又是一系列的检查......日子一天天过去，手术还没有定期。不过人倒清静下来，专心的等着通知就是了。我每完成一次日程，总要给家在县城的姑姑去一次电话，让她转告母亲不用担心。那时候用的是公用电话，记得每分1.8元，为了节省开支我常常是先想好通话内容，再拨通电话，急急忙忙的通报情况，之后“咔嚓”就挂断电话，总不给姑姑问话的机会。
　　直到八月四号，医生才告诉我，父亲的手术定在七号。我把这个时间通知回家里，母亲他们八月六号早晨才赶来。
　　父亲言语少了起来，而且不时地叹着气。母亲坐在床前，握着父亲的手，什么也不说。我极力地调剂着“战前”的气氛-----对我全家来说这的确不啻于一场战争——可是无论我怎么努力，都是多余的，除了我之外，所有的亲人都紧绷着脸，其实我的轻松也是装出来的。
        那天晚上我恍惚睡梦中听到了一段父母的对话：
       “我要是下不了手术台，几个孩子可托付给你了，你担子不轻啊，老三还没有成家啊。 ”
       “你净说些啥话？咋就下不来呢？我们不是说好要一起回家的吗？你咋这样呢？”
       “我不是怕下不来嘛，你哭个啥？不怕一万，还怕万一呀？” 父亲继续说着，“三婶老了，你替我多尽点孝，她可没少拉扯我们，不能忘本啊。”
       “我记住了，记住了。”母亲拼命地点着头，努力地不让哽咽变成哭声。
        姐姐哭出了声。父亲发现我们也没有睡着，索性坐起来：“我最不放心的是你妈，我要走了，你们可不敢虐待她啊，受了半辈子苦的人了。”
        我强忍着不让泪水流出来，也拼命地点着头。
        母亲红肿着眼睛，紧抿着嘴，不住地点着头。
        我知道那一夜，父亲是和我们生离死别的一夜，他做好了一切准备。是的，也许他下不来手术台，谁说没有 万一呢？

三 

　　手术的前一天，父亲就已经停止进食了。而且要例行手术前的各项检查。血常规肝功等等都很正常，但当麻醉师测其心脏时，出现了问题----46次/分钟----心率过缓。 

　　我望着医生，惊讶于他的惊讶：“这么慢的心率，病人是从事什么工作的?”我明白医生想知道父亲是否从事重体力劳动。“是的，他是农民，他是一个强壮的农民。”医生让父亲做了几十个俯卧撑后，又测，再做，再测，最后才勉强在手术意见表上写上同意字样。对于一个精神紧张心力交瘁的病人，如此折腾之后，他的脸已经没有血色了。 
　　 手术是在八月七日上午八时开始的。七时五十分，护士们做完了最后的准备，通知我们病人要上手术台了。这时候，父亲表现出异乎寻常的镇定，他慢慢抬起头，睁圆了眼睛，很从容地在我们的脸上来回巡视着，最后把目光落在母亲脸上，一动不动地盯着。谁都明白他是把他的儿女拜托给了母亲，也把母亲托付给了我们。而后他将两只手紧紧攥住，毅然走上担架。 
　　八时正，父亲被推进了手术室，我和母亲几个就守在手术室外。 
　　时间在滴答滴答缓慢地流着，医院门口的表针似乎被磁铁吸着，懒懒地挪着。我们什么也不说，静静地坐在一起，焦灼地等待着。手术室门口挤满了象我们一样焦灼的人，有人还在低低地啜泣着，这种啜泣在这种场合是很有感染力的，我怕母亲被其感染，示意姐姐支走了母亲。 
　　十时过后，手术室里不断有人被推了出来，守在门外的人也开始少了起来。大约十二时，才有人大叫着六号家属在不在，我将母亲拨到一边挤了过去。医生手里握着一截血糊糊的东西，说是截下来的病灶，拿给我们看，姐姐几乎是带着哭腔打听病人的状况，医生冷冷地说无可奉告。 
　　母亲远远看着我们和医生说着什么，急忙跑了过来。我告诉她医生说父亲很好，手术很成功----其实那个生硬的家伙对我们就没有好话----我从没有对母亲撒过谎，但此刻我明白善意的谎言是可以原谅的。母亲长长地舒了口气，把悬着的那颗心放回了肚子。 
　　手术室外已经没有别的人了-----也就是说到现在为止，手术室的手术台上唯有父亲的手术还在进行着。这时候的等待已经没有先前那般焦灼不安了，因为时间越长说明父亲离死神越远了。 
　　下午二时五十分，长达八个小时的手术结束了，父亲被医护人员推了出来。这时，父亲面目全非，满脸血迹，嘴大张着，两颗门牙不见了，脖子上也是血迹斑斑，整个身体被蛛网般的管子罩着，喉咙里发出痛苦的呻吟声......因为有呻吟声，我们知道父亲活着出来了。 
　　父亲被送进了重症监护室，那一夜我和哥哥被特批为父亲的护理，我们一边一个。至今记得那个晚上父亲叫了一夜，闹腾了一夜，挣扎了一夜，呻吟了一夜.....我们死死地压着父亲，护着满身的各种管子，一夜没敢松手。 
　　第二天黎明父亲醒了。他睁开眼第一句话就是：我还活着？ 

　　就这样父亲在重症监护室待了四天之后才回到那个六号的病床。自此进入了普通护理阶段。 

四 

　　到了这个时候，我才发现省城的天真热。因为这些天真不知道去留意天气，连冷暖也没了知觉，只有到了现在才知道热了、渴了、饿了。一切向着好的方向走着，病情、心情一天胜似一天，闲暇之余想出去溜溜的心情日渐强烈了。 
　　病床边只留下我和母亲守护着，其余人都赶回了远在千里的家。我们退掉那间出租屋，搬到了医院，我租了一张小床睡在走廊里，母亲就睡在6床隔壁的一张空床上，目的也是为了省几个钱来。每日三餐也是省了又省，母亲不舍的吃得太好，说吃饱就行，我常常买些“便宜”的饭菜给母亲吃，既要让她吃好还要让她吃得轻松——挺难。 
　　渐渐地父亲可以进流食了，而且脸上也有了血色，气色一日比一日好起来了。手术后的第八天，他已经可以下床了，医生颇感吃惊，因为开过胸腔手术的人，八天就可以行走，他们不多见过。不过，如果医生知道父亲是个曾经盖过十几间四座房子的人，术后八天就可以行走就不足为奇了。 
　　父亲恢复的很快，心态也好，心情开朗，言语间流露着喜悦。所有这些都成了医生勉励其他病人的教材。越是这样，父亲就越是逞强起来，直到有一天（大约术后三周）我陪父亲偷偷溜出医院坐车逛了半天，晚上突然高烧不退时，我才真的明白他还是一个很虚弱的人。 
　　九月二日，我办理完一切手续，父亲出院了。北方省城的天气已经有了一丝凉意，感觉特爽。直到秋风吹来，我才如释重负，天是该让人舒服些了。 

 五 

　　医生告诉父亲他存活一年的概率是百分之九十，三年的概率是百分之八十，五年的概率是百分之七十。五年过去了父亲不在百分之三十之列，他还健康地活着。在术后的第二年他就再次投入到田间地头的劳动中，在大病之后的第三年，他坚持不要我们儿女们帮忙，自己又一次完成了他所住房子的翻修。

　　年过六旬了，他依旧做着农活，依旧做着我都发怵的力气活，干劲不减当年。他似乎不曾做过手术，不曾遭遇过病魔的折磨，一次和父亲一起洗澡时，胸腔长长的伤疤吓傻了我10岁的儿子，“爷爷，你这怎么了？”“没什么，爷爷都不记得这伤疤是怎么来的了。”那是一场梦，父亲淡忘了。   
　　只有热爱生活，生命才不显得那么脆弱；只有正视生命，生活才会迸发勃勃生机，父亲用他的坚强诠释了生命的顽强，用乐观书写了生活的美好。 
　　二十 年过去了，死神与父亲擦肩而过，再活两个二十年，父亲你才不过九十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