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叶｜生活在别处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生活在别处是一种怎样的体验？每年，有无数的人从燕园里飞出去，飞到世界的各个角落，于是世界的窗帘在他们眼中揭开一角，经年便在他们的笔下酿成沉醉的佳酿。

现在，在他们的文字里，就藏着他们走过的路，见过的风景，遇到的人。

远方有多远？不过是足之所至。

本期观叶栏目为大家带来的是北京大学14级外国语学院的冀然同学在日本交换的体会。

日本是一个发达国家,但却并没有想象中的浮金满眼的繁华。

我的宿舍在日本的留学生宿舍聚集区，居住人口相当可观,然而附近只有一个超市满足基本需求，想要外食，需步行十几分钟到车站边的商场。商场菜色也极其有限，几乎都有统一的标准做法——日本的饭店满足口腹之欲的成分非常小，更多的是为了方便快捷。

即使是最繁华的商业区，建筑也修建得极为克制，很少有姿态高傲的摩天大楼。在日本，“消费”并不是一个一提起来就让人肾上腺素飙高的词。

叔本华说，生命是一团欲望，欲望不能满足便痛苦。在释放天性的层面，欲望似乎无可厚非。然而欲望一旦成嗜欲，则失于天机浅。因为嗜欲，所以浮躁，所以一再让步精神上的底线。爱欲之人，犹如执炬，逆风而行，故有烧手之患。

北海道地狱谷

日本人的礼貌世界皆知。宿舍楼收垃圾的奶奶见到你会满面笑容的问好，街上指挥交通的大爷拦住行人时会鞠躬说对不起。当我在日本的半年里习惯了点头哈腰的时候，常常觉得“礼”是一个双向的东西，尊敬别人的同时，自己的自尊心也奇妙的得到了满足。

礼节是某种仪式，像古代的三跪九叩一样，一遍遍的向对方，也向自己强调着什么。所谓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

有人将日本式的礼貌论证为虚伪，我以为不然。在日本迷路的时候，几乎每次都会有路人带我到目的地，甚至出钱帮我买地铁票。日本的车祸率极低，因为汽车会停下来礼让行人。习惯成自然就叫做性格，所以有时并非是思想决定礼节，而是礼节造就思想。

克己，复礼，即为仁。

四天王寺

有一次在函馆，深夜打车去网上查到的一家饭店，到了之后却发现饭店关门了，于是就叫司机随便去一个他推荐的饭店。司机问了我们住在哪里,然后在我们的目瞪口呆中关了计价器，免费带我们到了旅店边上的一家海鲜店。

对司机来说，赚钱不是全部的目的，他更是要完成一个司机带旅客去吃饭的工作。这种不为名利而单纯为了把自己的工作做好的匠人精神，是非常值得敬佩的。我常常见到对自己的工作抱有神圣感的日本人，路边跪着清理垃圾的清洁工，身体虽然跪着但姿态非常尊严。这种姿态的养成不仅仅来自于外部的环境，更多的是来自内部的自省。

荣格说，“对于生活的各种问题及复杂性，要是从内心里得不到答案，那么它们最终只具有很小的意义”。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日本最值得羡慕的地方，是每个人都能有尊严地活着。

北海道落雪

一位影评人在评价新海城的动画电影时曾说，“如果你能凝聚自己的感知力，此刻你的感觉，就是物哀。”“物哀”常常被认为是日本文化中最迷离也是最有美感的部分。如果要选一个城市代表日本文化里的“物哀”的话，我认为一定是小樽。

小樽（《情书》剧照对比）

小樽在常年积雪的北海道，是电影《情书》的拍摄地。《情书》用日式惯用的白描式伤感淡淡的讲述了一个物是人非的故事。最后谜底虽然揭开，但电影却到了结尾，大幕已然拉下，一切都无法回头。而年少时的爱情，那无与伦比的光已经被时光包裹成了玉，温润，却只能内敛而克制。

也许受地理环境的影响，日本人喜欢短暂而绚烂的东西。崇拜灿烂而易逝的樱花，崇拜《伊豆舞女》里惊鸿一瞥的少女。“上世纪最后一位美男子”柏原崇，在电影《情书》里也是早逝的。

川端康成说，生命是一场徒劳的雪，只有虚幻的美。

我曾在年假时去过小樽，站在漫天飞雪的小镇中，我能够强烈感受到一种静谧的哀伤。

在中国文化里，面对这种情况时会大恸，“花谢花飞飞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而日本文化却与这份哀伤和解，承认它是美的。

《情书》剧照

日本的电车上，人们总是喜欢孤零零的坐在一个角落里。有人说日本人冷漠，更不如说是尊重人与人之间的界限。日本人推崇日剧《Legal High》中表达的规则至上，各安其份的秩序意识。

在这里，亲族观念没有那么强，老人多数不与子女们住在一起。因此在日本，可以说孤独是常态。

孤独，是都市文明发展的表现。正是孤独造就了人们独立的精神世界，也造就了日本文学独有的细腻。

“我是孤寂的，我常常感到好像跟任何方面的联系都切断了，在这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住着似的。”

——夏目漱石 

宫崎骏动画《千与千寻》

有人说西方文明的道德约束力来自“罪感文化”，原罪意识让他们从内心约束自己的行为。而日本文明的道德约束力来自“耻感文化”，约束力来自社会的评价体系。也就是说，只要罪恶不为人所知，内心就没有负罪感。

我对此深觉不然。我在寿司店打工时，同事里有一位高一的日本女孩。寿司店里有一项工作是用机器把饭分成小份。我曾观察过她多次，每次在等待机器工作的这二十秒内，她一定会给自己找点别的活干，无论身边是不是有人。

由我的观察来看，固然可以认为日本人的道德约束力并非来自内部而是来自外部，但将这个“外部”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社会”或者“其他人”。

日本人的耻感中，自己和他人的界限并非如此分明。或者可以这样说，日本人在微观上为自己隔绝出一个小的独立自我的同时，在宏观上却有一种物我交感，息息相关的感受。这种感觉十分微妙，让我想到了鲁迅的这段话：

简单说来，日本人做任何事时都有一种身处在社会之中的自觉性，因而无需时时依靠外部监督——耻感来自外部，又不纯乎来自外部。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相比之下总拘泥于形而下约束的人，在无形之中增加了多少内耗啊。

日本人“好像生活在一个框框里”，并且有很强的从众心理，我认为这份深入骨髓的自觉性也功不可没。

日本电影《小森林》剧照

民族性好像是深藏于民族内核的火种样的东西。一个民族的火种如何，它呈现出来就是这种模样。乃至于其街道，建筑，生活方式与待人接物，无不被这火种所驱动着，恬静而井然有序地运作下去。

日本人的性格非常矛盾。《菊与刀》中写到：“日本人生性及其好斗而又非常温和；黩武而又爱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顽梗不化而又柔弱善变；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忠贞而又易于叛变；勇敢而又怯懦；保守而又十分欢迎新的生活方式。”

这个与我们地理上一衣带水的邻邦，文化上十分相似的岛国，是依靠什么才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无论来日我们面对日本时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对于其民族性的探究都始终需要且无可否定。

作者：北京大学2014级本科生冀然

编辑：郑思琳

排版：秦跃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