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议｜转基因问题如何撕裂社会？为什么世界粮食奖和沃尔夫农业奖得主力挺转基因？

转基因问题如何撕裂社会？

来源：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中国社会当前在转基因话题上基本无法有效沟通，这种撕裂社会的现象是怎么发生的，背后是什么机制在起作用？重建对话与沟通的社会信任是否还有可能？

贾鹤鹏（康奈尔大学传播学系博士研究生、原《科学新闻》杂志总编辑）：对，中国社会当前在转基因话题上基本无法有效沟通，转基因争议现在已经成为了一种撕裂社会的现象。这是我的研究重点探讨的问题。转基因议题具备了导致社会剧烈争议的几乎所有条件，走到今天这一步不是偶然的，经历了很长过渡，最终使得转基因议题成为了多方诉求集中爆发的点。要理解这一点，需要分成两个方面来分析。第一个方面是转基因如何满足各种持久的社会争议的要素（这个不局限在中国）；第二点是它如何成为了中国社会最显性的科技争议。

首先，转基因争议的出现当然与其是一种对自然的显著改造有关。但转基因绝不是唯一对自然进行改造的技术。飞机、移动通讯等等技术都不是自然发展出来的。但偏巧，转基因又涉及到食物和农业。前者足以牵动所有人的神经，后者则极为容易被理想化，中外历史上都不乏大量理想化农业生活的案例。但还有一点，就是转基因技术又不是一个人们作为用户不得不用的技术。我担心坐飞机掉下来，但不得不坐。可作为消费者，人们可能并不关心农民应对杂草有多难（我自己种菜，知道这一点的困难）。另外，转基因技术出现的时机正好赶上人们开始普遍反思现代科技的时候，正好赶上反战一代成长为社会中坚，正赶上西方进入后工业时代后，环保被作为一种基本价值得到普及，被作为一种几乎等同于吃饱穿暖的基本需求。而转基因技术并不是直接解决吃饱穿暖需求的，而是“吃得更好，穿得更暖，还要成本更低”，而这些，在将环保作为基本价值的人眼里，完全是附加的，可有可无的。

第二，转基因为什么成为中国社会最显性的争议呢？我觉得这与社会性因素和公众的心理性因素都分不开。从社会性因素上讲，国际转基因争端提供了机遇，，在中国，反转人士反复把转基因与政府是否值得信任联系到一起，导致其受到普遍质疑。从心理因素上讲，决定公众科技态度的最核心几个因素（变量）——信任、风险感、价值认同等——都在成为积极影响公众态度的肇因。注意力因素和筛选判断信息的框架，都在影响着公众对已经成为热点争议的转基因议题的接纳或拒斥。而且，转基因争端越是发展，越是和其他的社会议题纠缠到一起。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重建对话与沟通的社会信任是否还有可能？我觉得有可能，但很难。我刚才已经讲过转基因议题极端敏感化后导致极端态度的心理机制。如果我们把这些心理机制与当代中国社会的现状相结合，就会发现它们对社会裂痕起到了扩大器的作用。大多数人本来对科技议题并不感兴趣，也不关注其中的是是非非。但因为转基因议题的高度敏感性，加上人们关注负面、关注值得注意对象的自我保护本能，就使得在公共语境中，人们容易对其关注并发表意见。而动机性推理的心理趋势，则容易让人们坚持自己先入为主认定的思路。所以对话并不容易。

但我仍然觉得有可能，对此谨慎乐观。因为不管有多少人觉得转基因不安全，中国转基因大豆油的消费量基本上从来没有下降。这实际上说明，人们的行为并不一定由显性的态度支配。转基因大豆油的竞争优势摆在那里，最终中国大多数人仍然会考虑经济问题。

，这未尝不是消除社会纷争的手段。我在其他地方说过，最终转基因是否产业化，。，往什么方向影响普通人对转基因的看法仍然是非常重要的。

为什么世界粮食奖和沃尔夫农业奖得主力挺转基因？

来源：科技日报

正在北京举行的2016年世界生命科学大会上，除了10位诺贝尔奖得主作主题演讲外，几位世界粮食奖得主和沃尔夫农业奖得主，也受邀就生物科技对全球农业发展特别是粮食安全的作用等问题作主旨发言。

其中，2001年沃尔夫农业奖得主罗杰 N·比奇、2013年世界粮食奖得主罗伯特 T·法莱利、马克·万·蒙塔古在提交给大会的演讲提纲和报告中，对目前普遍应用却备受争议的转基因技术明确表达了观点。他们一致认为，转基因农产品很安全，农业领域的技术创新有助于农作物抵御风险，保障粮食安全。

转基因机理源于自然

从30年前开始，植物基因工程成为常规技术，人们借此对植物生长和发育的分子基础知识的了解已经取得了很大进步。

蒙塔古是比利时根特大学国际植物生物技术推广中心董事会主席。他说：“实际上，这项技术起源于对土壤细菌，如农杆菌菌株这一天然植物遗传转化系统的深入认知。”

在这个系统中，负责在植物细胞中转运、整合和表达的DNA被称为T-DNA，而被誉为“自然界最小遗传工程师”的农杆菌，可通过将目的基因插入到经过改造的T-DNA区，借助农杆菌的感染实现外源基因向植物细胞的转移和整合，然后通过细胞和组织培养技术，得到转基因植物。目前，这种方法已经成为植物基因工程的重要技术手段。

蒙塔古介绍说，根特大学与其他国际研究机构最近发现，在人类栽培的甘薯品种之一——番薯的基因组中，有自农杆菌基因改造转移而来的T-DNA片段。他们推测，这一基因转移事件很可能为番薯的选育提供了某些“特征”，使其能够通过选择而被保存和扩散开来。

今天，通过有效的测序方法，许多水平基因转移的案例得到很好的记录，“这让我们可以明确一点：土壤杆菌介导的基因转移是纯天然的，也绝不可能对人体、动物及环境产生伤害”。

新技术助农民抵御风险

今年9月，孟山都已获准将美国布劳德研究所的基因编辑技术CRISPR-Cas9相关专利用于农作物育种，并率先将这一技术用于农业商业化。

法莱利是孟山都跨国公司植物科学研究组的组长，他在大会报告中推测，未来五六十年，全球农民需要生产出比此前1万年总和还多的粮食，以满足不断增长的社会需求。

“此外，他们还要同时面对越来越不稳定的天气因素，以及病虫害带来的压力和影响。”法莱利认为，以基因工程技术为代表的农业科技创新，有助于帮助农民应对上述挑战。

蒙塔古在报告中阐述，植物分子遗传学和表观遗传学的进步，有助于理解植物与共生、外生、内生微生物组之间的交换机制，使科学家制造出各种具有更好适应性的农作物，不仅能免受生物和非生物因素的威胁，还能从农业生产和城市废物中更好地吸收和回收养分。

法莱利特别提到，数据科学的惊人进步也将继续释放出现代农业尚未开发的潜力。

科学家有责任让公众理解新知识

目前，各种有关转基因作物的误解和杂音，搞得一些消费者对“转基因”作物和食品的认知“有些混乱”。

身为美国华盛顿大学生物学系名誉教授的比奇指出：“实际上，公共研究人员和世界著名学者进行的研究证实，遗传技术对农作物自身的发展具有实质性的益处，且对环境和消费者是安全的。”

法莱利倡议：“科学家要承担起发现和传播包括转基因技术在内的先进技术成果的责任。”

“科学家有责任让社会公众更好地理解而不是惧怕新知识，以及基于这些新知识进行的创新应用。”蒙塔古明确表示，“科学部门更应承担起引导下一代正确认识科技的责任，并作出负责任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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