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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事如易 2018-06-19 12:2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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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纪检监察报2017.0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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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统八年(1643)年的一天,一个叫杨稷的江西青年被关入京城锦衣卫大牢。


杨稷犯了什么罪?竟然惊动了中央政府,将其从江西押到了北京?这在当时算是一起大案,这个叫杨稷的身上背负着数十条无辜人命,属于作恶多端,罪不容赦。


然而,杨稷的到案,却让时任首辅大臣的杨士奇愧恨交加,伤心欲绝。


原来,这个杨稷就是杨士奇的儿子。


此时的杨士奇只恨不得一边打自己的耳光,一边骂:杨首相,你的儿子这么操蛋你知道吗?

或许有人会说,杨士奇为官京城,与儿子相隔太远,儿子操蛋他确实不知情。其实这只是表面现象。


 

杨士奇(1366-1444),正史上是被看作是明朝历史上著名的好首辅,“有大雅之明哲”(《明史》)。其人有三点最为世人称道:一是为官谨慎,在家从不言公事,至亲都不例外;二是处事大雅有为,爱民廉洁。奉明成祖朱棣命辅佐太子期间,身处宫斗之中,却能智保太子。又进谏有方,体恤百姓,与内阁同僚杨荣、杨漙相处融融,并称“三杨”。三是雅善知人,通晓大体。任首辅十余年,慧眼识珠,不拘一格地举荐了于谦、况钟、周忱、曹鼎等国家栋梁之才。


杨士奇为官四十余载,历事四朝,即便身为首辅,都没有安排自己的儿子做官,让其一直呆在老家江西泰和。


然而,一心扑在朝政上的杨士奇,能够将国家辅佐成海内治平,史称“仁宣之治”,却疏于对儿子的管教。


作为宰相公子的杨稷身处衣食无忧的环境中,小日子过得却飞扬跋扈,极不安分。他仗着父亲的威望,又远在京城,胆儿格外肥,横行乡里,竟然犯下了好些人命案。地方官敬重杨士奇的为人,不便施法。


不过,终于还是陆续有人将杨大公子“暴横”乡里的情形告诉了宰相大人,他听后大惊,旋即又“反疑之”。作为生性谨慎的人,杨士奇不敢相信儿子会犯下大恶。


 

在朝政问题上颇有识见的杨士奇,第一反应是写信给老家的儿子,有某某人反映你在乡间胡作非为,望你检点自己,“果然,即改之”。他既不核实,也是申斥,竟然大有“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意味,着实让人惊讶。


风光惯了的杨大公子见父亲如此“厚爱”、“信任”,更加无所顾忌。朝中无人敢言,便推吏部尚书王直相告,杨士奇听后便以回乡扫墓为名,打算亲自探究实情。


然而,杨士奇回乡的消息被杨稷杨大公子获悉,他甚至还探听到了王直对其父所说的话,就精心布置,要给他父亲演一出好戏。他不仅在每个驿站内都安排亲信为自己唱赞歌,“誉稷之贤”;而且还散布言论,说是有人忌妒杨士奇功名太盛,因而借诋毁其子以达到破坏其父声誉之目的。


杨大公子还亲自跑到百里之外去迎接父亲。这说明杨士奇回乡的消息是他自己告诉杨大公子的。父子相见,杨士奇眼里的儿子“毡帽蜡油靴,旧青衫,朴讷循理”,俨然一副衣着朴素、忠厚老实之相。到家里一看,“图书萧然,为恶之具悉屏去”,家里竟然摆满了藏书,实则过去作恶之奢物早已搬走。又见“亲戚皆畏稷,交誉之”,连亲戚都既怕他,又交口称赞,这实在不像传闻中的劣子,于是杨士奇心里非常满意。


“眼见为实”,杨士奇自此不仅不相信王直,而且还怀疑他有意中伤自己,回到北京后,就将王直赶出了吏部。


后来,杨士奇的同乡曹九鼎进京参加礼部考试,极力称颂杨大公子循规蹈矩,谨慎有为,引得杨士奇大喜,在廷试中还预先透露题意给曹九鼎,结果曹九鼎得中状元。曹九鼎称颂其子而夺魁,王直转述其子恶迹而出阁。


久历宦海的杨士奇真的看不出儿子的劣迹吗?其实不然。


史载正统七年,江西泰和县民奏杨稷豪横不法百余事,讼词所连者竞达几千人。明英宗命人抓捕杨稷及其同伙多达三百余人。杨稷居乡横暴,挟父之势,掘他人墓葬,多养无赖子奴,强夺婚姻、田地子女,擅抽商货,屡杀同乡无罪之人。这劣迹斑斑,任你杨大公子如何掩饰,杨士奇回乡期间,他不可能不露出一丝马脚,不可能不漏出一点风声。


事实上,明人郑晓所著《今言》透露,“内阁故有丝纶簿,文贞(杨士奇谥号)晚年以子稷故,欲媚王振,以丝纶簿付之,故内阁之权尽移中官。”杨士奇晚年讨好大宦官王振,将内阁保存的诏诰底本都交给他,意图将内阁之权转付宦官,就是因为他的宝贝儿子。他显然已预感到他那杨大公子的所作所为已大为不妙,因而预作打算,想博得宦官王振将来的庇护。


据《玉堂漫笔》记载,后来杨稷被抓进锦衣卫狱中,要论死刑时,杨士奇还想援引明仁宗所赐子孙免死金牌来为其赎罪。但这已为时太晚。


正统九年九月,也就是杨士奇死后不久,杨稷被处死于锦衣卫狱中。 

当时的言官弹劾杨士奇,用了一句足以让人无力反抗的话:“不能教子齐家,何以服人事?”


这句话透露出深意,实际上是对杨士奇晚年为人为官的否定。归结起来,杨士奇教子的结局就是“因私而败”。杨大首相在仁宣二朝时尚能尽心辅政,但到了晚年,他那谨慎软弱的性格开始呈现出负作用。私心用事、明哲保身,既不进贤自代,又不敢与天子、宦官抗争。很大程度就是因为杨大公子的“事迹”。宦官王振用权,后来导致“土木堡之变”,固然有明英宗宠信的一面,也有杨士奇私心阿谀纵容的一面。


杨士奇的例子,充分证明祸出于私心,教子不能出于私心泥爱,否则不仅不能保全儿子,也难保就自己的晚节。



图|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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