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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话语怎样解决“有色眼镜”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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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话语怎样解决“有色眼镜”问题

作者:陈开和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提高我国国际话语的说服力,需要政府和民间力量的共同努力与有效配合。历史上和现实中有效的国际传播,从来都是政府和民间密切配合的结果,包括高校、智库、企业和个人等在内的民间主体,是各国国际传播的重要补充,也是国际话语权争夺中不可或缺的力量。我国国际话语权建设需要重视这些力量,并与之开展紧密合作,以形成合力,积极有效传播中国文化价值理念,使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应有的光芒。


“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饿、失语就要挨骂”。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我国已从根本上扭转了落后、贫穷的局面,但在国际社会“挨骂”的问题仍未得到有效解决。2016年5月3日,,根据国外的民调数据等资料认为,欧美主要国家及中国周边地区都对中国存有复杂情绪,一方面希望从对华经贸等交往中获利,另一方面又不同程度地担心来自中国的种种“威胁”。虽然该文逻辑观点未必周延,但也反映出我国在国际传播领域时常“挨骂”的现实处境。针对这一现状,,争取国际话语权,根本解决“挨骂”问题。



冷战结束以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人员、商品和信息的跨国流动日益频繁。在传播领域,政府间或民间的跨国组织、个人在跨国传播中的作用受到高度重视,传统的“传播霸权”概念逐渐淡化,任何对“信息自由流通”的管理和限制都要受到多方责难。这种理念的盛行,实际上正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全球传播秩序进一步失衡的结果。回顾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近代以来,,。17世纪近代报刊诞生以后,欧洲传教士和商人以民间身份赴世界各地创办报刊,他们一面积极传播宗教信仰和价值理念,一面密切配合各自国家的殖民扩张政策,由此开启了全球化传播的第一波进程。到19世纪中后期,随着工业革命和西方传媒产业的繁荣,新闻通讯社在欧美应运而生,英国路透社、法国哈瓦斯社、,都以各自的国家实力为后盾,以协议方式瓜分世界新闻市场,。冷战时期,,亚非拉国家开始倡导建立国际传播新秩序,要求改变世界范围内信息传播理念、传播内容、传播流向、传播基础设施等方面严重不公正、不平衡的局面,但收效甚微。冷战结束以来,在“传播全球化”的背景之下,西方国家和传媒企业以其巨大的信息技术优势,更大规模地在世界范围内推行自由主义理念和消费主义文化,传统的传播秩序进一步失衡,并成为许多发展中国家社会动荡、。

  

可见,冷战结束以来加速发展的“传播全球化”现象,看似新鲜,实则是失衡的全球传播秩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延续。这种失衡秩序与当前国际格局的结构性调整相互叠加,、复杂。近年来,随着金砖国家的迅速崛起,西方国家相对实力明显下降,新兴经济体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西方发达国家。然而,现有霸权国家对于接纳中国这样的新兴大国并不十分情愿,、经济、安全等多个层面给中国制造麻烦,,把中国塑造成现有国际秩序的破坏者和颠覆者。特别是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稳步提升,,有的大谈“中国统治世界”,有的一再声言“中国即将崩溃”,有的说中国要在亚洲恢复朝贡体系,种种论调不一而足。正因为如此,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增强我国国际话语权,,也是扭转全球传播失衡状况、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责任所在。那么,该如何增强我国的国际话语权?毫无疑问,传播硬件设施的建设是基础,这就需要我们逐步提高全球范围的信息采集能力,加快完善信息传播渠道和落地平台。在此基础之上,更为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增强我国“国际话语”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努力提高“话语”本身的说服力。

  

提高我国国际话语的说服力,需要透彻了解国家和世界发展的大势。,在全面对外开放的条件下做宣传思想工作,一项重要任务是引导人们更加全面客观地认识当代中国、看待外部世界;对世界形势发展变化,对世界上出现的新事物新情况,对各国出现的新思想新观点新知识,我们要加强宣传报道,以利于积极借鉴人类文明创造的有益成果。这就要求我国的国际传播工作者要不断学习、调研和思考,做到胸中有丘壑,能准确把握政策导向,阐明中国立场和观点。就全球化而言,我们需要看到其中的积极因素,更需要警惕其所带来的问题。近年来,世界各国普遍出现的贫富差距扩大等现象,就是失衡的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后果之一。我国政府主导的消除贫困工作的具体做法和成效,就包含着各国不同阶层的受众容易感兴趣的“中国故事”,值得深入挖掘和报道。

  

提高我国国际话语的说服力,需要准确把握国际规则。,全球治理体系面临着一系列内在矛盾,亟须变革和完善。那么,现有的秩序由哪些具体规则构成,这些规则是如何形成的,其中争议的焦点在哪里,新的规则如何生成等问题仍需深入研究、准确把握。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提高我们在国际传播中的“论述能力”,,做到有的放矢,发出有影响力和说服力的中国声音。

  

提高我国国际话语的说服力,需要扩大视野、强化议题设置能力。就新闻报道而言,长期以来我国媒体的国际报道侧重于热门的国际新闻事件,尤其是与发达国家直接或间接相关的新闻事件。这符合新闻报道的一般规律,但也往往落入西方大国设置的政策议题之中。为此,在保持重大国际热点问题不失语的同时,我们的国际传播应增强议题设置的主动性,适当扩大议题范围,增加较有深度的常规性、专题性内容,努力反映发展中国家民众的呼声和诉求。广大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有着许多共同的历史遭遇和发展要求,又都有着各自独特的国情和发展历程,它们走过的道路,不管是经验还是教训,对于我们都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提高我国国际话语的说服力,需要注重话语创新,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和新表达。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国际社会对我国的文化价值观日益关注,汉语和中华文化的研习正在世界各地蓬勃开展,我国价值理念的国际传播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与此同时,对中国发展道路的疑虑仍然普遍存在,西方国家往往基于其传统国际关系理论视角,很难理解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国强必霸”的逻辑在西方国际关系历史中一再重现,而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和为贵”、“为而不争”等价值理念还需要进一步深入人心。如何将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学术话语结合起来,打造真正能够“融通中外”的新概念,这不仅是我们在学理层面亟须面对的挑战,,需要我国相关主管部门和学术界的共同努力。

  

提高我国国际话语的说服力,需要政府和民间力量的共同努力与有效配合。历史上和现实中有效的国际传播,从来都是政府和民间密切配合的结果,包括高校、智库、企业和个人等在内的民间主体,是各国国际传播的重要补充,也是国际话语权争夺中不可或缺的力量。我国国际话语权建设需要重视这些力量,并与之开展紧密合作,以形成合力,积极有效传播中国文化价值理念,使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应有的光芒。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本期编辑:丁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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