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质量的增长

四、有质量的增长

在2013年底北京举行的一次会议上，我遇见了被称为“末日博士”的鲁比尼教授（Nouriel Roubini），并和他交换了一些看法。鲁比尼教授出生在土耳其，长期在意大利生活，后来又获得了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学位，1998—1999年，他曾担任美国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的资深经济学家。据说他在2006年预测了美国将爆发次贷危机，2008年上半年他又预测了美国主要的投资银行可能要覆灭，因为这些悲观的预测，。

2011年，他曾预测经济在2013年将“硬着陆”，当然我们在2013年底见面时，经济并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我问他对经济的前景是否比过去更乐观一些，但他还是不改“末日博士”的本色，认为，“经济的增长是依靠出口、巨大的固定资产投资、低消费、低效率维持的，这种模式不具有可持续性。未来的不良贷款和公共债务会导致经济‘硬着陆’”，可能意识到2011年对的预测有误，这次他没有说经济将在哪一年“硬着陆”，只是泛泛地对我说：“这样下去，经济迟早会遇到大麻烦。”我个人对他还是尊敬的，因为他对经济的质疑，相比其他经济学家，意识形态色彩略少一些，他的疑虑更多是出于对经济数据的解读。我坦率地告诉他：“你使用的经济数据恐怕不太准确。”

这些年我们国内许多学者和媒体使用了许多不够准确的数据，某种程度上，这些数据已经影响了我们对崛起的很多政策和判断。我们有必要梳理一下这方面的问题。搞经济的人都相信数据，但是数据的可靠性取决于数据采集的标准和方法，如果采集的标准和方法出现偏差，得出的结论就会出现偏差，甚至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已经发展到了今天，我们对自己的一切，特别是自己的经济状况应该有一个实事求是的评估。我在《震撼》一书中主张的“板块解读法”、“购买力平价”、“家庭净资产”等方法实际上也是为了这个目的。

多年在世界各地的考察使我非常看重基于常识的观察和思考，这种观察和思考往往与理论思考同等重要。换言之，理论应该“接地气”，这样才能较好地把握事实真相。从书本到书本，从理论到理论，是很难把握事实真相的。我自己对西方话语的一系列质疑都是从观察事实开始的。当一种叙述和理论明显有悖于自己看到的实际情况时，我自然生疑，进而质疑这种叙述和理论的可靠性，甚至质疑其背后的整个理论体系的可靠性。

我们经常听到这样一些观点：第一，内需和消费不足。这个观点认为全球消费占GDP比重的平均水平大约是70％，发达国家的比例一般都超过75％，而为59％，远远低于这个比例，甚至低于印度，国内外很多人都由此而推论的经济要出大问题。我去过印度三次，我的常识判断告诉我印度的消费水平大大低于。西方的情况也不容乐观。由于和债务危机，西方餐馆里就餐的客人大为减少，但的多数餐馆看上去一片繁荣，的汽车和房产的销售量也是世界第一，而且人买车大都是买新车，一次性付清，在西方二手车、使用汽车信贷的要占半壁江山，街道上跑的车、普通人手中用的手机、家庭里用的电器总体上都比西方多数国家民众的更新、更好，甚至更贵。的内需怎么会很低？我估计恐怕是统计方法出了一些问题。

美国《洛杉矶时报》2013年1月也发表了一篇文章，认为“看看各国餐厅的热度就可以大致勾勒出当今的全球经济版图”：在，尽管经济增速已有所放缓，但全球经济增长的40％由它贡献，一个例子就是尽管有食品安全问题的广泛报道，2012年前三季度，民众在餐厅消费总值却同比增长了26.1％，百胜集团全球营收近一半都由提供。相比之下，在美国，同期餐厅消费增长为2.1％；在日本，尽管有关方面号召民众踊跃消费，支持灾后重建，但同期餐厅消费增长几乎为零；而在欧洲，债务危机和财政紧缩让消费者不得不省吃俭用，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同期都出现了餐厅消费负增长。经济学家张军就内需问题发表的一些文章大致印证了我的判断。张军举了三个例子说明了官方关于消费的统计偏差很大，大大低估了国内的消费水平。第一个例子是的汽车消费，其中相当一部分事实上是打入了企业的资本开支，推而广之，相当大一部分的私人消费是由公司付账并打入公司营运成本的，而不是计入个人消费的。

第二个例子是房屋自有率非常之高，85％的家庭住在自己的房子里，农村人更不租房子，他们是自己盖房子。租房子的人其实只占总人口的15％左右。在西方国家，所有统计都有房客的房租支出或者业主的租金收入，如果没有交易还有一个虚拟租金，即你这个房子如果出租的话可以收多少租金。统计中完全没有这一项，也不计算虚拟租金，这就少了一大块。

第三个例子是的高收入家庭（其实中低收入家庭的情况也类似）一般都不太配合家庭收入的调查，他们不愿意公布收入，人大量的隐形收入根本没有进入统计范围。

张军把这些因素考虑进去，重新作了推算，得出的结论是实际上总体消费占比应该是在60％—65％之间。这就和日本、韩国等东亚经济体高增长时期的消费占比差不多，属于完全正常。[14]

经济学家史正富也认为，过去34年中，GDP中的消费占比约59％，投资占比约38％，相比常规市场经济国家，的消费占比确实低了，投资占比确实高了。然而，消费规模和消费水平的增长是令人惊异的。同一时期中，社会消费总额从1979年的2 000多亿元，上升到2011年约23万亿元。以1990年不变价计，则年均增长率高达9.0％；按人均消费计算，年均增长率约7.9％，这一水平在世界各国中应该是名列前茅的。[15]

我们经常听到的第二个观点是：的外贸依存度过高。无疑，外向型经济加大了的外贸依存度，这是一个十分值得关注的问题，但同时我也认为以今天经济的体量和规模，所谓外贸占GDP的比重达60％以上的判断估计有相当大的偏差。问题可能出在官方汇率定价上，也就是说，在外贸依存度的统计中，对外贸易额是根据官方汇率为基础的美元计算出来的，其余部分的GDP是根据人民币计算的，这样一来，外贸占GDP的比重可能就被放大了。这些年，随着经济转型和内需的进一步扩大，2013年官方统计中，外贸依存度已降到了49％。如果我们采用购买力平价来重新进行计算的话，估计的外贸依存度还要低一些。

第三个观点：的投资效益不高。投资效益高还是不高，通过国际比较才能看得清楚些。史正富的研究证明，的资本产出比，即每单位GDP增长所需的投资量，从早期的3.38增加到近期的4.10，相比之下，美国自1965年至2010年的资本产出比是5.29，其中2005年到2009年受影响，更是达到22.64。日本从1980年到2010年的资本产出比为14.69，其中2000年到2010年更是高达37.16。我们的资本产出比高于美国和日本。过去34年中，的投资效益总体上好于美国和日本。高投资带来的是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大幅提高，从1978年到2011年，全社会劳动生产率从0.16万元提高到1.94万元，增长了约11倍。

一些学者运用各种数据说明美国企业的效率比高，史正富的解释是，从个体看，美国许多企业的效益可能比高，但美国和西方的体制有一个大问题，那就是周期性危机带来的破坏，“想想美国过去十来年里互联网泡沫破灭与房地产崩溃两次灾难中，有多少企业从“追赶”到“超越”毁于一旦，多少企业投资项目报废损毁，实在是骇人听闻！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单个企业投资有效，而社会总的资本产出比居高不下的根本原因”。[16]史正富认为，的投资率平均高达38％，不但显著高于西方发达国家，也超出东亚储蓄率较高的经济体。但是，高投资带来的是高增长，而不是高浪费。衡量投资回报效率最简单的综合指标是资本产出比，按此指标来看，的表现不差。

第四个观点：公共投资和地方债务过大。，但实际上，2012年的国债余额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4.9％。2013，表明政府负债率为39％。2013年12月在香港演说时说，他看到的地方债务的最高估值为17万亿，相当于2012年国内生产总值的32.7％，47.6％，总之明显低于国际通行的60％底线。相比之下，日本政府的负债达国内生产总值的240％以上，大部分西方国家积累的政府负债均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100％。

更重要的是西方国家的政府负债大都用于支持消费，换言之，这是真正的债务；而各级政府的负债大都是用于投资的，是有资产作抵押的。还有3.95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此外，民间的储蓄率也相当高，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50％。从这个角度看，。[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