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凤凰记者如何向全世界介绍

在2007年因为工作原因，张弛在敦煌采访完一个会议，就坐车到了哈密。这是她第一次来到，下车后她的第一顿饭是：拌面。当时随行的还有很多人，在吃饭间隙,他们告诉张弛，离开，几天不吃拌面心里就想得慌。这句话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哈密短暂的停留后，经过吐鲁番，她来到了乌鲁木齐。和她同行的还有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第一次来就接触到了不同的民族。但当时对于的印象，和大多数人的观感没有什么不同，异域风情，人都很热情，有美食，还有美景。

2011年加盟《凤凰周刊》后，张弛开始介入话题的报道，真正开始了解并关注深层问题。她依然记得第一篇关于的报道是喀什高台民居拆迁。这个问题在当时非常敏感，境外一些媒体把这件事当做一个话题炒作。在采访中，她不仅采访了当地的官员，还走街串巷采访了一些拆迁户。为了最大程度还原事实，她通过打听得知，一些拆迁户遇到问题都会去街道办事处反映。张弛害怕自己看不到真实的情况，第二天特意去街道办事处坐了两三个小时。通过详细了解后，她发现虽然民族地区的拆迁问题比较敏感，但是拆迁情况与其他省市的拆迁所遇到的问题没有特别大的区别。

真正开始接触的深层次问题，还是在2013年后。那年敏感的“七五”事件节点前后，张弛在乌鲁木齐采访，第一次听到有关“圣战殉教上天堂”的说法。当时她并不确切知道其间的来龙去脉，甚至有过一丝闪念，怀疑这是否只是当地政府的开脱之词。因为截稿时限要求，没有更多时间深入调查，她只能遵循“有闻照录”的原则，将这些情况如实记录下来。

令人意外的是，这之后她接触到的几乎每一个维吾尔族朋友，都会或多或少跟她提到宗教保守思潮在的蔓延。之后再到，张弛接触到的诸多采访对象，进一步就此给她提供了详尽事例。考虑到涉及敏感的民族、宗教问题，后来报道正式成文时颇为审慎，很多细节并没有展开，只是梳理、分析了一些客观事实，。这就是2013年12月刊发的封面文章《宗教保守思潮危及》。

报道刊发后，反响不小。此后，张弛相继刊发了一系列关于的调查报道，《三年边疆布局》、《极端势力内控报告》、《一个维吾尔人的家庭史：库尔班江一家的“开放年代”》、《宗教保守思潮危及》、《暴恐视频渗透》、《一位阿吉先生的宗教观》、《伊斯兰世界的特殊力量》、《解密暴恐分子生成路径》等等。

张弛在中央民族大学做演讲

在这过程中，她的文章也被质疑过。2013年12月一篇题为《宗教保守思潮危及》的报道刊发后，造成了不小的反响。《凤凰周刊》是市场化媒体，对于文章刊发后的反馈是非常快的。但有一天，一个维吾尔族青年在微博给她留言，说我们民族没有这种现象。这令她感到异常惊讶，也意识到之前的报道方式需要改变。因为这篇报道连维吾尔人都来质疑的话，那文章的公信力从何谈起？作为市场化媒体，没有公信力，就没有生命，所发表的文章更是立不住，没有人相信。为此，在报道方面她也有了新的目标，就是：文章可信。同时她也改变了以往报道的方式，减少了文章中的专家分析，更多的选择深入一线做调查，还原事实。

其中最典型的一篇报道就是库尔班江的故事，以第一人称来叙述整个故事。真人真事。这篇报道刊发后，美国《外交政策》、法国《国际信使》等国外媒体都做了部分内容的转载。其中，《外交政策》杂志在文章中提到：库尔班江的故事虽引人入胜，却并不意味着能够代表普罗维吾尔人的生活。面对这样的评论，张弛也有自己的想法。她告诉《最后一公里》，随着报道的逐步深入，现在大家逐渐开始了解。但在当时，写这篇报道的时候，大家对的印象还停留在库尔班大叔进北京。好像忽然之间，形势突变，所有人都在问，这几十年到底发生了什么？库尔班江的故事，确切说他的家族史，正是公众观察维吾尔族社会几十年来进步与困惑的最好窗口。新闻报道不是学术论文，能够陈述事实，并回答这几十年曾经和正在发生什么，这就足够了。

现在关于的很多报道都是将事实与议论参杂在一起写，很多人对于情况的了解就像盲人摸象。不同年龄的人、不同民族的人、不同职业的人、不同经历的人，来看只能看到自己所在的那个角色的一部分，而且每个人看到的都不一样。在张弛看来，的情况是复杂多样的，不能用一个定义来为定性。介绍时，更多的还是要还原事实，哪怕每次只讲几个事实。当然，这也不能代表的全部。那就一点一点写，最后形成一个系列，尽可能从不同侧面为公众提供客观全面信息。

为了更深入的写好报道，她曾与一位已退休的中国穆斯林协会副会长聊了四天，从是怎样起源的，到阿拉伯世界是怎样发展，中东世界如今的局面是怎样形成的，包括以前是怎样的？讲他小时候的南疆是怎样的？现在他回去又怎样？目前的一些现象他怎样看？就这样张弛与这位副会长他聊了四天之后，才对伊斯兰教有一个概念。她坦言很难读的，要是真正去读，没有人教的话，是很难读懂的。也很难在短时间内搞清楚，但是对于一个记者来讲，不可能花太多时间去研究那些，所以说，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找专业的人士。有困惑的问题，就去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