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继承和弘扬励耘精神 ——启功、白寿彝、刘乃和先生编辑陈垣校长纪念文集

1980年11月12日，是北京师范大学原校长陈垣先生（1880—1971）诞辰100周年，学校为了纪念这位把毕生精力和才华献给祖国的文化教育事业和史学研究事业，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的历史学家和教育家，学习他热爱祖国的高尚品德，继承和弘扬他勤谨治学、坚持不懈、辛勤耕耘的精神，于1979年底决定，届时隆重举行纪念活动，计划办三件事：届时召开纪念会和学术研讨会，编辑出版《陈垣校长诞辰百年纪念文集》和《陈垣校长诞辰百年纪念论文集》（以下简称《纪念文集》和《纪念论文集》）重印陈垣先生的史学专著《励耘书屋丛刻》。作出决定时，距召开纪念会的时间只有一年，为了落实各项工作，学校成立了筹备委员会，请启功、白寿彝、刘乃和三位先生参加筹备，委托他们三位负责二、三两项工作的落实。

启功批条之一

《纪念文集》是向陈垣先生的生前友好和弟子们征集纪念文章，汇集成册，在召开纪念会时使用；《纪念论文集》是向陈垣先生的生前友好、同辈专家征集有关研究史学问题的论文，汇集成集，提供给学术讨论会使用。为了按时编好这两本书，三位先生仔细研究后决定，三人分头联系一些有关征集的对象征稿并负责初步审稿的工作。当年，三位先生还都在教学第一线给本科生上课，并带有研究生。编辑工作只能放在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做，虽然很累、很紧张，但是，为了弘扬励耘精神，三人配合默契，不辞辛苦，工作进展很顺利。为了加快编辑速度，三人研究后决定，谁先征集到的稿件，就先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处理意见，附上批条，由我充当通讯员，分别送给其他两位先生审阅。集中三人的意见后，由启功先生定稿付印。三位先生处理稿件非常仔细，认真谨慎。我有幸收藏保留了在编辑这两本书时，启功先生的批条6件，乃和先生的批条10件，白寿彝先生的批条3件。这些批条，首先是对作者来稿的概述，对所叙内容予以肯定，如启先生看过蔡先生稿后批：“蔡尚思先生稿，评述作者和陈老的关系，回忆了陈老的教学、治学态度，对后学有教育意义。”又如：“赵光贤先生稿甚亲切，举例也有典型性，富有教育意义，对青年尤有益。”有的批条则是对文章中个别值得推敲或修正的地方提出意见，如某稿中直称梁任公，启功先生批：“提出意见梁任公仍以加‘先生’为宜，内容尽管是批评，称谓仍应客气。”又如某文提到“顺治出家但未遂以患疾卒”启老订正指出：“出家未遂与患痘卒之间有一定距离，宜勿混，勿连。”对于来稿，三位先生处理十分认真，发出征稿函后，刘乃和先生接到郑天挺先生的来稿，内容是回忆陈垣先生在1921年、1945年、1946年、1949年四个不同时期中的四件事。即一、中国的学术研究水平，要走在世界水平的前面；二、，援老困居北平著书立说艰苦卓绝；三、年事已高仍能坚持授课，认真负责；四、生活俭朴令人敬佩。乃和先生读后，写有批条：“希望就此四事，缀成短文。”给郑老发信后始终未见郑老回信，此稿应如何处理，白寿彝先生阅稿后，在乃和批条下方写道：“郑意在请阁下就此材料写成文章，似应如命办理也，老白。”启功先生读后认为书信无法变为文章，便留言：“功按：郑天挺先生的信，无法变为文章，本刊物中也不必强求一律都是长篇文章，我觉得可以加一个标题和副标题即可：《回忆陈援庵先生四事——致刘乃和同志书》，这样标题不知可否？启功。”最后，三人统一意见，就按启功先生意见刊发了郑天挺先生稿。这些批条，见证了三位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谦虚谨慎的处事方法，是和陈垣先生一脉相承的，他们以身作则传承着励耘精神，为后学树立了学习的榜样。

启功批条之二

经过近半年的紧张工作，最后《纪念论文集》收录了汪宗衍、牟润孙、方国瑜、史念海、谢国祯、蒋天枢等21位史学专家的学术论文；《纪念文集》收录了郑天挺、单士元、蔡尚思、史树青、李西泌等15位援老弟子的文章。如今，这两本集子中的作者，大多已经仙逝，但是他们对老师崇敬怀念之情和对援老学术传承弘扬所做的贡献，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重印《励耘书屋丛刻》也是一件困难的事。《丛刻》是陈垣先生的史学巨著，援老于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亲自指导刻印的版本印数不多，市场上已经很难找到。为了使援老学术成果更加广泛地流传，方便史学研究者学习与研究，启功先生和乃和先生提出重印。但是十多箱枣木刻板已于1971年遵照援老遗嘱捐给了北京图书馆，当年给援老印书的师傅早已退休，要重印《丛刻》，就必须找到当年印书的师傅。启功先生与乃和先生商量好决定二人分工，由启功先生去北京图书馆联系，得到北图的支持，把书板全部退给北京师范大学；乃和先生，在中国书店的帮助下，亲自去大兴县找到了当年给援庵先生刷印《丛刻》的王志鹏老师傅，他虽然已八十多岁，但还健康，手眼都好，只是腿脚不便，听说要请他出山再印《励耘书屋丛刻》很高兴，愿意帮忙，只是要求把书版运到他家。启功先生和刘先生商量后决定，委托中国书店与王师傅签订合同，用上等宣纸，刷印线装100部。1980年11月按时交付纪念会使用。纪念会后，启功先生又建议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影印普及版1000部，满足了广大读者学习的需求。启功先生还为《丛刻》和两本纪念文集题写了书签，成为永久的纪念。

    （作者为《启功全集》出版委员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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