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字从甲骨文到现在，已经有三千多年的历史，有许多优越性，从偏旁可以知其类属，这种文字，在读音以外，还可以看到形体，既可以阐明义理，成为哲学著作，又可以修辞润色，成为诗词歌赋各体文字，所以能历久而不衰。同时中国文字自秦统一以后，二千多年来通行全国。尽管我国地域广大，言语各别，而文字却是大家公用，中国之所以历久保持大统一的局面，文字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中国文字的发生和发展，应从殷商时代说起。殷代遗下的甲骨文，现在发现的有十多万片，这是研究中国文字的起源和殷商历史的重要资料。殷商晚期约有二七三年的历史，这就是甲骨文时代。甲骨文已是相当成熟的文字，在武丁以前一定有一个发展过程。在人类进入文明时期以后，才产生文字。文字的产生并不难，文字的继承才是文字发展的重要环节。如果文字产生后，没有继续使用，就会成为死文字，有些古代国家，本来已有文字，由于各种原因，如外族侵略或天灾代行被迫迁徙等等，文字没有继续使用，以后就成为无人认识的死文字。如埃及古文字及中国西夏文字都是。此外文字产生初期，本无字典可查，每个人的写法不同，因此就产生了许多异体字。有些字由于没有继续使用，或者被其他形体所代替，这种字也成了死文字。甲文金文中这种字不在少数。 甲骨文的产生应在武丁以前，而继承和发展，却应归功于武丁时代的贞人集团。贞人是殷王朝的知识分子，殷王的智囊团、预言家。他们掌管祭祀和卜卦两种职能。殷王每事必卜，卜日、卜雨、卜晴、卜年景、卜疾病、卜田游、卜战争等等日常生活大事及小事。贞人要为殷王占卜，首先要说明贞问某事，然后作出预言，事后检查结果，这些过程，都要刻在龟甲兽骨上面，于是文字就得到充分的利用。以后生产力发展，人事日趋繁杂，文字也就随之而发展。由于殷商晚期二七三年中，武丁享国五十九年，国势强，地域广，有一个比较长期的相对安定的历史时期，这就给文字的发展创造了一个有利的条件。贞人集团就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继承了前人创造的文字、并且充分使用它、发展它。如果没有比较安定的政治局面，没有这个知识分子集团，则甲骨文不可能很快地得到发展。 贞人集团是脱离生产的知识分子，是依附于殷周奴隶主统治者的。他们专为殷王占卦，预言吉凶祸福，如果要使自己的预言灵验，必定要观察客观事物。仰观天文，俯察地理，研究人事，掌握一些自然科学知识，了解一些预兆。他们卜卦并不是只卜一次，一次不灵，再卜二次、三次以至多次。慢慢观察客观形势的发展，作出预言。如预卜天气的阴、晴、风、雨，一定要长期观察自然现象。预卜战争的胜负，一定要观察双方力量情况的变化，多次占卜，最后作出预言。这样文字也得到充分利用，自然科学也由此而产生。总之文化事业，一定要有继承，才能发展，而继承和发展，一定要有一个安定的环境。孔子的学说，所以能发扬光大，就是由于有人继承。 文字的创造和发展，离不开群众。文字决不是孤立创造的，我们研究古文字，也不能孤立地研究。字与字之间，有一定的相互关系。文字的形体，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一个字由于地域不同、时代不同而有变化。一笔一画，全凭记忆，全凭师弟传授，因此写出的形状，就各不相同。现在我们研究古文字学，比前人的条件好多了，甲文、金文、简帛书、陶文、印玺等文字，比前人看得多。我们可以根据这些资料，根据时代的先后，重新排列一下，研究文字的变化和发展。中国文字变化的过程，是相当长的，是渐变而不是突变，是惰性的发展。研究古文字学，要注意这种变化的规律，把相互有关的字，意义相反的，偏旁相同的，字形相近的，字音相同或相近的字联系起来，深入考察，穷其流变，这样才能得出比较正确的结论。 研究古文字，要注意每一个字的原意。从前许多文字学家，对这个问题，有许多说明，有些讲对了，有些讲错了。，都不敢违背《说文》。由于不能打破这个框框，所以在古文字学的研究上，也就有许多局限性，直到甲骨文发现后，孙诒让、王静安先生等，在这个问题上才有些突破。但我认为“破许”问题，几十年来，还不够大胆。今天研究古文字学，要打破旧框框，认真研究文字发生时期的社会情况、生活条件、生产工具，从多方面加以考虑。以后每一个时代，文字的发展，也要参考当时的这些条件。这样才能正确了解每一个字的本义。我们决不要被许、段的结论所束缚，才能有所创造，有所发明。 （一） 象形、指事为一类。《说文》：“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按象形就是像事物之形；是形象的符号，有实体可指。指事是抽象的线条，无实体可示，只能察而见意。如刃字，在刀口上作一记号，指示刀口，这是形意兼备，互相为用。 （二） 会意、形声为一类。《说文》：“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武、信是也。”“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说文》的说法太简略，使人不易掌握。王筠说：“会意就是合二字三字之义，以成一字之义。：“指事不可与会意混，独体为指事，合两文为会意。”形声字也是合两体、多体而成，有半形半声、半形一声、二声、三声，有形声兼会意，或会意兼形声。二者互为补充，不可分割。以意为主的为会意字，以声为主的为形声字。在文字未定型以前，音符的位置没有一定，因声求义，在研究古文字学中有一定的意义。 （三） 转注、假借为一类。《说文》：“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转注的真义，古代文字学家争论最多，说者数十家，言人人殊，若把两者联系起来讲，问题就容易解决。凡声音相同之物，可以共同使用一个字的形体，不必另造他字，这就叫假借。令，本意为发布命令，初文为，像木铎之形，“酋人以木铎徇于路”，即头人发布命令，后来假借为县令之令，不必另造一个字。长、原文作，像一个人的长头发，后来假借为长短之长，长远之长。但是假借字多了，一字赅多义，使用时容易发生问题，于是增加偏旁，以分别其义，这就是转注，即加偏旁以转相注明也，偏旁，即建类一首之谓也。更多精彩内容请参见《徐中舒文存》，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2月版徐中舒（1898—1991），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192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院国学门，师从王国维、梁启超等著名学者。在此期间，他受到王国维先生的影响，树立了“新史学”的观念。以后更在实际的研究过程中，将古文字学与民族学、社会学、古典文献学和历史学结合起来，创造性地把王国维开创的“二重证据法”发展成为“多重证据法”。徐先生先后在复旦大学、暨南大学、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北京大学、四川大学任教授、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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