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中产阶级的脆弱

在美国大片或者热门美剧中，我们经常能看到这样的场景：一辆小轿车在一条又一条林荫大道上驶过，道路两边是一幢幢两三层高的别墅，与别墅挨在一起的是一间独立车库，别墅前面都有一块修剪平整的草坪。

车子在一幢别墅前停下，在草坪上嬉戏的两个孩子跑了过来。男主人下车，把孩子们抱着背着，连拉带拽地向大门口走去，女主人手里抱着一个小婴儿站在门口迎接。

许多中国人对于所谓中产阶级的认识，基本上都是以美国中产阶级为蓝本的。

当然，经历了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国民经济持续发展。因此，在中国社会出现了“中产阶级”这样一个群体，他们有着不错的学历，受过良好的教育，有着一份稳定的工作，拥有着一个自己的小家，在自己所在的城市拥有自己的住房，具有专业知识和较强的职业素养，以及一定的家庭消费能力。

大前研一曾经问过中产阶级三个问题：房贷是否给你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你是否不敢结婚，或不打算生儿育女？孩子未来的教育费用是否让你忧心忡忡？这三个问题的答案只要有其中之一的回答为是，那么你可能真的不能称之为真正的中产阶级，而是一个夹层阶级而已。

那么中产阶层是谁？人们关于中产阶层的“改革想象”从何而来？为何中国中产阶层总是无法兑现人们寄予厚望的“改革想象”？

目前学界并没有关于中产阶层的准确定义，但从几个不同的说法里，我们也不难归纳出中产阶层的基本特征。简言之，中产阶层是一个地域在一定时期内收入水平处于中等区间范围内的所有人员的集体，这个收入以瑞士信贷的说法是，拥有的财富（非年收入）在17.63万-176.3万元间。在此基础上，中产阶层一般还具备这样一些共同特征：有良好的教育背景、从事脑力劳动、收入相对稳定，而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中产阶层也逐渐成为一种建立于经济物质基础之上的消费文化现象，比如追求更具格调和情趣的生活方式。

但经济与物质方面的诉求，并不能完全概括中产阶层。虽然马克思、韦伯、吐尔干等在论述阶级/阶层时看法不一，但有一点是相似的，任何阶层除了经济属性外，。中产阶层也不例外。在美国学者李普塞特看来，。在《民主的一些先决性社会条件：，他提出如下论据：

第一、中产阶层不仅学历较高，接受了良好的现代教育，而且由于其较高的收入水平和社会地位，通过媒体获取信息的能力方面都比较强，因此，他们不仅对民主、自由、平等、，对民主主义持有较强的亲和性，而且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较高。

第二、中产阶层在劳动人口中的比例与经济发展水平有着密切的关系，即产业化、城市化的发展推动着中产阶层的成长。

第三、在经济不断增长的过程中，中产阶层逐渐成长为社会的主流，，，并最终成为推动民主化的主要力量。

第四、中产阶层的思想和行动相对理性稳健，。

也就是说，即便中产阶层里的每个人各不相同，但他们却拥有相对一致和稳定的共同价值观，比如对民主、自由、平等、、，对底层的关怀、同情与敬畏，对社会责任的自觉和承担。追溯中产阶层发展史，、经济和文化进程中，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可以这么说，中产阶层既是社会变革的推动器——比如对民主与自由的追求，也是社会的稳定器——他们遵循的是理性的、循序渐进的变革方式，而不是采取狂飙突进、民粹狂热的革命手段。因此，在《中产阶层史》一书中，作者劳伦斯·詹姆斯如此总结：“中产阶层改革运动的任务应当以道德改革、生活改善、协助社会治理为重，目标应当是缓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稳定。”

中国中产阶层的经济地位并非牢不可破，相反，中产阶层面临的是随时下坠的风险。一场股灾、一座房子、一场大病就可以消灭一个中产，他们上有老、下有小，是房奴、卡奴也是孩奴，何况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知识不断贬值的大语境下，他们随时有失业的风险，但社会能够提供的保障几近没有。中产阶层不得不疲于奔命，他们为生存而紧张、惶恐、惴惴不安，他们为保住饭碗谨小慎微、唯唯诺诺。自己尚且如此朝不保夕，又如何去保护与同情他人？

其次，中国中产阶层很特殊的一点是，他们中的一大部分人本身就是体制的一部分。公务员、国企与事业单位、与权力相关的民营企业等，他们本身是现行体制的“既得利益者”，这就导致他们在社会公共事务方面的立场相对保守，自觉地与敏感问题保持距离，即便有不同意见也总是保留自己的态度。比如我们时常听到青年基层公务员工作压力大、待遇差，但实际上，他们的离职率只是“传说”。市团历时一年半开展了“市青年1%抽样调查”，其中专门有一类叫做“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青年群体”。结果显示：超过六成选择一直在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下去，7.6%考虑选择学业深造，只有14.8%的受访者考虑未来选择创业/自由职业。他们对未来充满信心，87.9%相信“我的家庭会过的越来越好”。

约翰·密尔早就在《论自由》里指出，体制内的人群很难从中萌芽出变革的力量。他这样说道：“如果公路、铁路、银行、保险、大型股份公司、大学以及公共慈善事业等等，所有这些都成了政府的分支；又如果城市自治会和地方议事会，连同目前所有交付它们管理的事务，；如果所有这些不同事业的雇员都要由政府任命和支付薪酬，乃至终其一生每一升迁都需仰赖政府；那么，纵有再多的出版自由和民主的立法机关，都不足以使英国和其他国家变得真正自由，除了徒具自由之名而已。”埃里克·霍弗在《狂热分子》对中产阶层的权力软骨症更是直言不讳：“不管一个言辞人之前如何抨击当局，只要他的崇高地位受到当权者恰如其分的承认，他往往会找出各种高尚理由来解释自己为什么会站到强者一边，打压弱者。”是的，当你的收入、福利、升迁全部都依赖体制时，你又怎会轻易地挑战体制？

很多现实中的中产阶层，只想着小富即安地过好自己的生活。就像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里说的，“他们只考虑自己，蜷缩于狭隘的个人主义之中，公益品德完全被窒息。”“没有什么东西是固定不变的，每个人都苦心焦虑，生怕地位下降，并拼命向上爬；金钱已成为区分贵贱尊卑的主要标志，还具有一种独特的流动性，它不断地易手，改变着个人的处境，使家庭地位升高或降低，因此几乎无人不拼命地攒钱或赚钱。”金钱、消费与物质，使他们的注意力从公共事务上转移。中国的中产阶层狂热地热爱星巴克、苹果产品、日本樱花与马桶、登山与跑步，这种“文化区隔”不仅给了他们自由（财务自由）与体面的幻觉，也让他们与底层分隔开来——这提醒着他们：即便处境不好，但我们的小日子还是不错的，不要有那么多怨言啦！

然而，在没有约束的权力面前，没有人是一座孤岛。不是所有的灾难，都为中产阶层留下一条逃亡的安全通道。有些灾难似乎更青睐中产阶层。你坐着动车打算到江南看山水，但在天灾人难里你就踏上了不归途；你辛辛苦苦攒钱买了房子，安了家，但一场突如其来的爆炸，瞬间让这一切毁于一旦；你在小孩教育方面殚精竭虑地投入，贷款买了昂贵的学区房，但你不敢想象，学校与“毒地”竟然只有一街之隔；你努力学习考上的大学，毕业后找到不错的工作，拿到的户口，甚至买了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但一个晚上你外出因涉嫌被逮捕接着就“非正常死亡”了……

因此，刚刚富裕起来的中国人，经常会看到这样的现象，往往因为一场大病，或者其他什么意外就会轻易的返贫。而除了医疗之外，子女教育，子女结婚，养老储备也往往耗费了大量的金钱，这让中国的中产阶级们陷入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表面上生活不错，收入不低，但是翻来覆去依然为钱发愁，每天拼命工作，努力加班的原因是不敢停下，因为表面赚的不少，实际上存下的有限，满怀生活的梦想，其实却是社会的脆弱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