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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条异代不同时(上)

楼主:我的历史 时间:2022-02-09 12:46:57

作者: 程曜        朗读: 赵国君


推荐语

台湾光复后,一对热情的年轻知识分子响应政府征召,到台湾教书,。1970年代,白色恐怖降临到程家,父亲程朱鑫入狱7年。母亲一人靠着当教师和作家的收入培养5个孩子读完大学。就在最小的儿子40不惑之后,母亲中风病倒了,从此程曜侍奉母亲床边13载。


作者简介


程曜,1956年10月生于台湾。祖籍浙江嵊州,清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1989年德国鲁尔波鸿大学物理系博士毕业。1989年至2001年在新竹“同步辐射国家实验室”任职,1999年至2002年在新竹清华大学任教,2002年起,“百人引进”计划中来到北京清华大学任教。



1. 

清晨听到母亲轻轻咳一声,我猛然惊醒。以为她要上厕所,急忙由看护床上起身,却听到她轻声说,“儿子,你过来,像你小时候那样,来跟妈妈一起睡。”她一个字一个字清清楚楚地说,好像为了说这句话已经准备了很长时间。因为脑梗塞引起了语言中枢受损,母亲已经数月不能正常说话了。四十二岁的我小心翼翼地挤到病床上,躺在她的身边。我们一起回忆父亲出国求学期间的童年往事。我对父亲的敌意,据父亲说,与我太晚、在七岁才离开母亲的怀抱有关。


自从懂事以来就一直和母亲睡在一起。第一次独眠的那天,我睡在父亲老部属家中地上,半夜醒来听到刚由美返国于基隆港下船的父亲在床上不断窃窃私语。从此,我失去了睡大床的权利,也得到了独立空间的自由。


1998年的10月,母亲因脑血管梗塞昏迷了将近一个星期。知道她醒来后需要全天24小时的看护,不能再独立行动,我不顾其它兄姐要将她送到大陆养老的意见,开始动工改建住宅。消除一楼的障碍,让拐杖和轮椅可以通行无阻。母亲看电视的坐椅面对一楼宽敞的空间和小花园,大面积玻璃门墙和玻璃天窗能去除视觉上的障碍,直接看到蓝天和绿树。就在这一年的最后一天,我把母亲由台北医院接回新竹山上,从此以后母亲就一直在我身边,共十三年。



1989在新竹家中,程曜陪同中风后的母亲招待友人。


把母亲接到新竹时,一楼仍在施工,暂时住在二楼。我则蜗居在三楼阳台,烧飯做菜都很困难。不到一个星期,同来的看护受不了山上的寂寞,不告而别。在新的看护到来之前,我只能独自一个人照顾母亲。

 


2. 

外祖父在浙江安吉经营中药材买卖,是个基督徒,有六个女儿和一个最小的儿子。行三的母亲第一个上大学读书。在抗日战火蔓延的大陆,母亲偶尔遇上几次逃难,求学过程不能算是平稳也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迁台后,母亲在高中、专科等学校教国文,受五四运动的影响,她不喜宗教和民俗信仰,不信基督也从来不靠近佛学。偶尔应朋友邀约,匿名替布道杂志写一些心灵鸡汤式的故事。


专栏作家的母亲出过几本书,部分结集了她的方块文章,内容不外乎救国救民的儒家劝世良文,主张自由恋爱,反对婚礼聘金及铺张浪费,家庭教育要发挥子女天性潜能,思想要开放行为要守法,宣扬赛先生独缺德先生。,俨然扮演着新时代的民间思想家。在日本文化影响颇深的台湾推广民国政府的新社会价值观,所获稿费也不菲。除了这些配合政策的思想鸡汤之外,在父亲心中地位较高的作品,则是母亲描述家居生活的散文,记录了迁台后的生活。


母亲受父亲的影响,习惯在睡前读书,父亲不在的期间就由我陪伴。大部分时间我一沾枕头就立刻入眠,母亲则要忙完家事和学生作业后才上床,所以我浑然不知。记得有一次台风天闷在家中,母亲提前休息,她在读书的时候,小小的我还没睡着,就在身后听她指挥给她挠背。


母亲半夜翻身有时会把我压住,我也不想挣脱,随着她的鼻息呼吸。她吸气我也吸气,她呼气我也呼气。大人的气息总是比小孩子长,这屡屡变成我半夜的游戏,练习缓慢的呼吸节奏。


母亲因劳累而得肺结核,我也因此染上。母亲十分歉疚,每天晚上都要煮猪肝泡牛奶给我补充营养。母亲不在家的时候,我反而变成兄姐集体嘲弄的对象。二哥鬼主意多,编织我在摇摇床上吃自己大便的故事来取笑我,私下公布我的绰号是“吃大便的衍衍”。


我成长的十八年间,父亲在家的时间不到三分之一。母亲除了教书之外,还要写稿子来养家糊口。为了克服独自一人带五个孩子的困境,她非常自豪地发起“苟日新、日日新”的家庭运动。每个孩子都不准糟蹋食物,要吃完碗中饭菜;都有固定分配的工作,洗碗、晒衣、收衣服、擦地板、倒垃圾,各司其职,偶尔还要煮饭做菜;都在后院小菜圃领养一块地,自己选择一种植物和动物来劳作培育。



程家的五个兄弟姐妹,前排左一是位列老幺的程曜。


母亲每天骑脚踏车去高雄女中上班,半途将我放到教会托儿所。才三岁的我对母亲急于离去的心理掌握得很好,每当她心里一急我就会耍赖,不肯下车进托儿所,所得交换条件必定是一个面包或两毛钱。


也正因为我和母亲相处的时间最多,她对这个古怪刁钻的小幺儿最为疼爱。对别的孩子她仅写过一两篇杂文记述他们的成长过程。对我,她足足写了一两本有关我的故事。看过书的朋友说,五个孩子之中由我来照顾母亲的晚年,她应该会得到最大的快乐。

 


3. 

抗日战争结束,日籍教师被遣送回去,学校里大都是滥竽充数的中文教师。二·二八事变之后台湾本土和外省严重对立,,开始清除日据时代的影响,加强党国文化和中华道统思想的建设。父母在同一个大学读书,自由恋爱结婚,,一方面享受优厚的待遇,另一方面度蜜月享受浪漫的异乡情调。


这大概是唯一的一次父母两人共同愉快的决定,没有任何分歧。一年之后,,迁台逃难潮水如万马奔腾而至,两人从此再也没有机会见到他们的父母。


由于到达台湾的时间较早,生活比较稳定优裕,。他们的校长不让学生充军而被澎湖司令枪杀。二哥信誓旦旦宣称他见过校长家属,一个母亲带着三个孩子逃到我家外的防空洞中生活了一段时间。受过父亲帮助的山东学生一直和我们保持良好的关系,但父亲在狱中的那段时间,他从来没有上过我家的门,直到父亲出狱才再度出现。一见面就嚎啕大哭对母亲说﹕“大姐你要原谅我的懦弱,不敢来看你们,知道你们困难也不敢帮助,我实在太害怕了。”



1967年的程家全家福,这一年父亲程朱鑫还没有入冤狱。


,新赣南运动的老长官蒋经国担任教育长。父亲立刻报考第一届研究生,就读于马星野门下。为了读书就不能工作,抛下刚生下的老四和其他三个幼子给母亲一人抚养,母亲虽然表达过异议,基本上还是支持了父亲。父亲就学期间,母亲一人工作养家带四个孩子两年。生下了第五个孩子我之后,母亲毅然决然地做了输卵管结扎的绝育手术。事实上,我的出生已经很幸运了,母亲不忍心堕胎处理掉,对一度在心理上犹豫过的幺儿不免另眼相待,所以我的小名叫“衍衍”。


由研究所毕业才工作三年,父亲又要去美国念书。这次母亲哭了一天,眼见无法反对,也只能勉强祝福。父亲在美国毕业后找到了工作,希望母亲带所有的孩子举家渡海到美国,母亲表达了强烈的反对,坚持不带孩子去美国。父亲只好回国,八年后因白色恐怖入狱,母亲第三次一个人抚养全部的孩子。


1972年初冤狱开始的时候,两个哥哥都已经快大学毕业,还有两个姐姐正在考大学。七年后出狱,所有五个孩子都念完了大学,还有两个已经出国深造。为了让孩子们完成学业,母亲白天教书晚上到补习班兼职上课,假日写稿,全心全意地拼命赚钱养家还债。


母亲做子宫肌瘤切除手术时,医师不小心在腹腔中留下了一块纱布。整整有一年在不知道纱布的状况下,强行用抗生素控制发炎,一直到腹膜炎爆发几乎生命垂危之际,母亲仍然忍痛继续工作。清洗腹腔时才发现了纱布,朋友建议她提出诉讼,从医生那里获得巨额医疗赔偿,失职医生的妻子曾经是母亲同事,同时也是我高中的国文老师郭立诚。不知道是同事或者同为女作家之谊,即使在家中极度困窘的状况下,母亲也没有提起医疗事故诉讼,只说了一句:他也是不小心的。


在强大的保护伞之下,我根本没有感觉到她的辛苦,往往有了任何困难立刻向她求援。在母亲中风之后,突然在一霎那之间我完全明白了对她的依赖,撑在头上的天瞬间坍塌,一切失去了保护,从此必须赤裸裸地站起来顶住。母亲过世之后,我整理她的帐簿,发现父亲和哥哥姐姐都一样,即使在自立门户之后,都还不断在母亲这里获得经济援助。收入最丰的二哥反而欠款最多,即使赋闲在家也没有尽到赡养母亲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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