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条异代不同时（上）

作者： 程曜        朗读： 赵国君

1. 

清晨听到母亲轻轻咳一声，我猛然惊醒。以为她要上厕所，急忙由看护床上起身，却听到她轻声说，“儿子，你过来，像你小时候那样，来跟妈妈一起睡。”她一个字一个字清清楚楚地说，好像为了说这句话已经准备了很长时间。因为脑梗塞引起了语言中枢受损，母亲已经数月不能正常说话了。四十二岁的我小心翼翼地挤到病床上，躺在她的身边。我们一起回忆父亲出国求学期间的童年往事。我对父亲的敌意，据父亲说，与我太晚、在七岁才离开母亲的怀抱有关。

自从懂事以来就一直和母亲睡在一起。第一次独眠的那天，我睡在父亲老部属家中地上，半夜醒来听到刚由美返国于基隆港下船的父亲在床上不断窃窃私语。从此，我失去了睡大床的权利，也得到了独立空间的自由。

1998年的10月，母亲因脑血管梗塞昏迷了将近一个星期。知道她醒来后需要全天24小时的看护，不能再独立行动，我不顾其它兄姐要将她送到大陆养老的意见，开始动工改建住宅。消除一楼的障碍，让拐杖和轮椅可以通行无阻。母亲看电视的坐椅面对一楼宽敞的空间和小花园，大面积玻璃门墙和玻璃天窗能去除视觉上的障碍，直接看到蓝天和绿树。就在这一年的最后一天，我把母亲由台北医院接回新竹山上，从此以后母亲就一直在我身边，共十三年。

1989在新竹家中，程曜陪同中风后的母亲招待友人。

把母亲接到新竹时，一楼仍在施工，暂时住在二楼。我则蜗居在三楼阳台，烧飯做菜都很困难。不到一个星期，同来的看护受不了山上的寂寞，不告而别。在新的看护到来之前，我只能独自一个人照顾母亲。

2. 

外祖父在浙江安吉经营中药材买卖，是个徒，有六个女儿和一个最小的儿子。行三的母亲第一个上大学读书。在抗日战火蔓延的大陆，母亲偶尔遇上几次逃难，求学过程不能算是平稳也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迁台后，母亲在高中、专科等学校教国文，受五四运动的影响，她不喜和民俗信仰，不信也从来不靠近佛学。偶尔应朋友邀约，匿名替布道杂志写一些心灵鸡汤式的故事。

专栏作家的母亲出过几本书，部分结集了她的方块文章，内容不外乎救国救民的儒家劝世良文，主张自由恋爱，反对婚礼聘金及铺张浪费，家庭教育要发挥子女天性潜能，思想要开放行为要守法，宣扬赛先生独缺德先生。，俨然扮演着新时代的民间思想家。在日本文化影响颇深的台湾推广民国政府的新社会价值观，所获稿费也不菲。除了这些配合政策的思想鸡汤之外，在父亲心中地位较高的作品，则是母亲描述家居生活的散文，记录了迁台后的生活。

母亲受父亲的影响，习惯在睡前读书，父亲不在的期间就由我陪伴。大部分时间我一沾枕头就立刻入眠，母亲则要忙完家事和学生作业后才上床，所以我浑然不知。记得有一次台风天闷在家中，母亲提前休息，她在读书的时候，小小的我还没睡着，就在身后听她指挥给她挠背。

母亲半夜翻身有时会把我压住，我也不想挣脱，随着她的鼻息呼吸。她吸气我也吸气，她呼气我也呼气。大人的气息总是比小孩子长，这屡屡变成我半夜的游戏，练习缓慢的呼吸节奏。

母亲因劳累而得肺结核，我也因此染上。母亲十分歉疚，每天晚上都要煮猪肝泡牛奶给我补充营养。母亲不在家的时候，我反而变成兄姐集体嘲弄的对象。二哥鬼主意多，编织我在摇摇床上吃自己大便的故事来取笑我，私下公布我的绰号是“吃大便的衍衍”。

我成长的十八年间，父亲在家的时间不到三分之一。母亲除了教书之外，还要写稿子来养家糊口。为了克服独自一人带五个孩子的困境，她非常自豪地发起“苟日新、日日新”的家庭运动。每个孩子都不准糟蹋食物，要吃完碗中饭菜；都有固定分配的工作，洗碗、晒衣、收衣服、擦地板、倒垃圾，各司其职，偶尔还要煮饭做菜；都在后院小菜圃领养一块地，自己选择一种植物和动物来劳作培育。

程家的五个兄弟姐妹，前排左一是位列老幺的程曜。

母亲每天骑脚踏车去高雄女中上班，半途将我放到教会托儿所。才三岁的我对母亲急于离去的心理掌握得很好，每当她心里一急我就会耍赖，不肯下车进托儿所，所得交换条件必定是一个面包或两毛钱。

也正因为我和母亲相处的时间最多，她对这个古怪刁钻的小幺儿最为疼爱。对别的孩子她仅写过一两篇杂文记述他们的成长过程。对我，她足足写了一两本有关我的故事。看过书的朋友说，五个孩子之中由我来照顾母亲的晚年，她应该会得到最大的快乐。

3. 

抗日战争结束，日籍教师被遣送回去，学校里大都是滥竽充数的中文教师。二·二八事变之后台湾本土和外省严重对立，，开始清除日据时代的影响，加强党国文化和中华道统思想的建设。父母在同一个大学读书，自由恋爱结婚，，一方面享受优厚的待遇，另一方面度蜜月享受浪漫的异乡情调。

这大概是唯一的一次父母两人共同愉快的决定，没有任何分歧。一年之后，，迁台逃难潮水如万马奔腾而至，两人从此再也没有机会见到他们的父母。

由于到达台湾的时间较早，生活比较稳定优裕，。他们的校长不让学生充军而被澎湖司令枪杀。二哥信誓旦旦宣称他见过校长家属，一个母亲带着三个孩子逃到我家外的防空洞中生活了一段时间。受过父亲帮助的山东学生一直和我们保持良好的关系，但父亲在狱中的那段时间，他从来没有上过我家的门，直到父亲出狱才再度出现。一见面就嚎啕大哭对母亲说﹕“大姐你要原谅我的懦弱，不敢来看你们，知道你们困难也不敢帮助，我实在太害怕了。”

1967年的程家全家福，这一年父亲程朱鑫还没有入冤狱。

，新赣南运动的老长官担任教育长。父亲立刻报考第一届研究生，就读于马星野门下。为了读书就不能工作，抛下刚生下的老四和其他三个幼子给母亲一人抚养，母亲虽然表达过异议，基本上还是支持了父亲。父亲就学期间，母亲一人工作养家带四个孩子两年。生下了第五个孩子我之后，母亲毅然决然地做了输卵管结扎的绝育手术。事实上，我的出生已经很幸运了，母亲不忍心堕胎处理掉，对一度在心理上犹豫过的幺儿不免另眼相待，所以我的小名叫“衍衍”。

由研究所毕业才工作三年，父亲又要去美国念书。这次母亲哭了一天，眼见无法反对，也只能勉强祝福。父亲在美国毕业后找到了工作，希望母亲带所有的孩子举家渡海到美国，母亲表达了强烈的反对，坚持不带孩子去美国。父亲只好回国，八年后因白色恐怖入狱，母亲第三次一个人抚养全部的孩子。

1972年初冤狱开始的时候，两个哥哥都已经快大学毕业，还有两个姐姐正在考大学。七年后出狱，所有五个孩子都念完了大学，还有两个已经出国深造。为了让孩子们完成学业，母亲白天教书晚上到补习班兼职上课，假日写稿，全心全意地拼命赚钱养家还债。

母亲做子宫肌瘤切除手术时，医师不小心在腹腔中留下了一块纱布。整整有一年在不知道纱布的状况下，强行用抗生素控制发炎，一直到腹膜炎爆发几乎生命垂危之际，母亲仍然忍痛继续工作。清洗腹腔时才发现了纱布，朋友建议她提出诉讼，从医生那里获得巨额医疗赔偿，失职医生的妻子曾经是母亲同事，同时也是我高中的国文老师郭立诚。不知道是同事或者同为女作家之谊，即使在家中极度困窘的状况下，母亲也没有提起医疗事故诉讼，只说了一句：他也是不小心的。

在强大的保护伞之下，我根本没有感觉到她的辛苦，往往有了任何困难立刻向她求援。在母亲中风之后，突然在一霎那之间我完全明白了对她的依赖，撑在头上的天瞬间坍塌，一切失去了保护，从此必须赤裸裸地站起来顶住。母亲过世之后，我整理她的帐簿，发现父亲和哥哥姐姐都一样，即使在自立门户之后，都还不断在母亲这里获得经济援助。收入最丰的二哥反而欠款最多，即使赋闲在家也没有尽到赡养母亲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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