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珺：军事环境史视野下的“世界”与“战争”：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例 ｜ 环境史前沿问题研究（三）

1887年，德国民主派政论家波克罕所著的《纪念1806—1807年德意志极端爱国主义者》即将出版，恩格斯为这本书撰写引言并富有预见性地提出，普鲁士在普法战争后参加的欧洲战争必将是一场世界战争：“八百万到一千万士兵彼此残杀”“三十年战争所造成的大破坏集中在三四年里重演出来并遍及整个大陆”“普遍的破产”“王冠成打地滚在街上而无人拾取”……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为一战）的规模大大超出了恩格斯的预期——卷入战争的共有来自五大洲的33个国家、超过15亿人口，各方动员军队7000余万，伤亡3000余万。

一战之后，军政精英纷纷著书立说。曾任英国海军大臣和军需大臣的丘吉尔写下《世界危机》，德军军需总监鲁登道夫写下《我对1914—1918年战争的回忆》和《总体战》，美国远征军司令潘兴写下《我在世界大战中的经历》……他们关注帝王将相如何运筹帷幄，遵循数千年来形成的军事史书写传统，其笔下的“世界”是政区意义上的世界，“战争”是人与人之间的战争。

在新史学的大潮中，帝王将相之外普通人的历史及其历史记忆受到关注。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的新军事史，发现了更多的新史料，思考了更多的新问题，推动了军事史研究的发展，丰富了关于战争的历史记忆。譬如法国年鉴学派奠基人之一马克·布洛赫将其在西线战场的经历写成《战争记忆》，德国士兵雷马克以参战经历写下的小说《西线无战事》则被誉为“‘无名士兵’第一座真实的纪念碑”。

这些文字尽管并非政府档案，但史料价值并不因其出身“卑微”而有所减损，因为它们可以使军事史书写更加鲜活，使民众的战争记忆更加全面。这里的“世界”不再是作战室中抽象的地图和沙盘，而是政区意义以及地理意义上的世界；这里的“战争”仍是人与人之间的战争，但关注的是中下层官兵与普通民众在战争中的境遇。  

尽管新军事史的视野已从帝王将相转向普通军民，但在面对大战中多元化的战争要素时仍显狭隘，未能考虑和探究更多方面的更为繁复的历史联系。近年来，军事环境史成为环境史大树的一枝新芽，其早期研究集中探讨了美国内战、一战和越南战争，对古代战争、二战和冷战等也略有涉及。环境史并非自然史，亦非污染史或环保史，而是要探讨历史进程中人与自然之间的互动关系，审视人与自然相互作用、共同演进的结果和影响。因此，作为环境史的一部分，军事环境史的研究主题大体可归为两类：一是自然因素与人类军事活动间的相互影响，二是这种相互影响体现出的人类社会的生产力发展和自然观变化。

军事环境史是对以往军事史研究的继承与发展。德国环境史家多萝西·布兰茨在《死亡的环境》一文中指出，“士兵的日记、书信和回忆录总是谈到他们所处的环境，但几乎所有关于一战的研究都未考虑环境在堑壕战中的作用……军事史学者，特别是新军事史学者虽然从战略、经济、技术、文化、社会和性别等维度剖析了一系列与战争相关的话题，但却极少从环境方面研究战争。”

在军事环境史的视野下，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世界”有了更丰富的内涵。这里的“世界”是超越了以往政区和地理概念的具有生态意义的“世界”，其涵盖的不仅有人，而且有物，这个“世界”中不仅有人与人之间的对立和搏杀，也有人与物之间的联系和冲突。由此观之，一战的世界性不仅体现为空间的广阔性，还体现为要素的多元性和联系的复杂性。后两个特点使“战争和战场”不再仅仅是人类社会内部纠葛纷争的舞台，也成了人类社会与外部自然之间激烈互动的场所。

要素的多元性，体现在战争不再只被视作“人类事务”，自然环境作为人类战争依托和破坏的对象，成为不可忽视的要素之一。在战争中，自然并不是完全被动和沉默的受害者，而是扮演着具有能动性的角色：有时它是人类的共同敌人（对双方造成障碍），有时又是共同的盟友（为双方提供资源），有时又是一方之敌、一方之友（既取决于自然自身的特征，也取决于各方军队所处的位置、解决问题的决心和能力），而这种敌友角色往往会瞬间转换。

我们看到，自然环境在战争中既制约着人们的兵力部署和部队行进路线，也受到人们的主观利用、改造和破坏，还承受着人们作战行动的客观结果。例如，比利时的森林在一战中遭到大量砍伐，相当一部分被用于修建长达数百公里的堑壕体系。而堑壕体系在被掩埋数十年后，人们若从天空俯瞰，仍能依据土壤的不同颜色辨别出当初的脉络与走向。

一战时期通过掘地、伐木修建的远程火炮阵地。

联系的复杂性，既包括空间的联系，也包括要素的联系。从空间上看，战场与后方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后方提供的弹药改变着战场的景观，机枪和火炮的巨大威力促使堑壕体系日臻完善，战争在爆发后不久就进入了胶着状态，遍布弹坑的无人地带两侧，是驻守在各自堑壕中的官兵，他们掘地、伐木、生活和战斗，改造了周边景观；战场态势同样塑造着后方的景观，甚至超越了国界——以大西洋彼岸的美国为例，一战期间不少美国家庭将花圃改成了菜地，应对蔬菜出口欧洲之后的短缺；影响更大且更深远的变化则发生在农业领域。正如美国环境史学家唐纳德·沃斯特在《尘暴：20世纪30年代美国南部大平原》中揭示的，在一战期间，为响应政府“种更多的小麦！小麦会赢得战争！”的呼吁，美南部大平原小麦种植面积大幅增加，一方面向欧洲出口大量粮食，另一方面也因摧毁大量草地及原生植被，使南部大平原在30年代经历了恐怖的尘暴。

从要素上看，与军人如影随形、互动更为频繁的动物是不应忽视的，比如猫儿鸟儿一类的宠物，老鼠跳蚤一类的害虫，骡子马匹一类的劳力和军犬信鸽一类的“战士”。它们自身的命运因人类的战争而改变，同时也施加着自己的影响——军营里和军舰上共有50多万只猫被用来捕捉老鼠，跳蚤传播的疾病威胁着前线士兵的生命，500万头骡马所需的草料是各方必须解决的后勤难题，各国信鸽在硝烟弥漫的天空传递重要的情报。

前线官兵不仅暴露在敌军眼前，也暴露在自然环境中，其与自然环境的复杂联系也产生了复杂的情感。这些情感来自官兵的亲身经历，塑造了他们的战争记忆和战争观念，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着他们对“世界”的理解。有士兵还在堑壕期刊上发表诗歌，以表达自己对森林的感激和依赖之情。

综上所述，从军事环境史的视野审视“世界”与“战争”，是从更广阔的空间、更多元的要素和更复杂的联系研究战争的尝试。这种尝试，力求更为全面和深刻地理解日趋复杂的军事活动，不仅契合战争形态不断演进的历史进程，也是历史学者立足史学进行跨学科研究做出的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