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分类北京试了16年，究竟堵在哪儿？

垃圾分类处理是一个系统工程，上游的垃圾分类、中游的垃圾运输和下游的垃圾处理均涵盖在内，环环相扣。最前端的垃圾源头分类，和普通居民直接相关，也直接决定了后面环节的成效。

据相关统计，社区是垃圾最主要的来源。北京作为全国第一批垃圾分类处理试点城市虽有16年之久，其垃圾分类现状却不容乐观。

垃圾之所以需要分类，为的是方便之后能根据不同类型垃圾的特点来进行分类处理，以利于回收再利用、减少污染。一个数据是根据环保组织“自然之友”的报告，中国普通家庭厨余垃圾的重量在垃圾总量中所占比重极大，约为 60%~70%，如果分类执行到位并通过正规处理厂将厨余变为肥料，那么城市垃圾的末端处理量将大大降低。

文丰坦承自己的环保意识不够，他一方面认为“对我来说没用的东西都是垃圾”，因而很少思考垃圾回收的问题；另一方面，他觉得“垃圾分装是一件麻烦事”，而且他“一直没搞明白垃圾到底怎么分类”。

在曾被媒体称为北京市垃圾分类“明星社区”的朝阳区枣营北里小区，记者看到除了有两个普通的“其他垃圾”箱之外，还有一个有语音提示功能的智能化垃圾箱，设置了“可回收物、厨余垃圾、其它垃圾”三类。然而，各类垃圾混装的现象同样存在。

智能化垃圾箱上还有一个电子屏幕循环播放垃圾分类宣传视频，但也有几个垃圾箱上的电子屏幕是黑的。据在其中一个垃圾箱对面开店的刘姓商家说，这些电子屏会24小时播放宣传视频，不亮的应该是坏了或者没电了。“几个月了吧，还没人来修。”他还告诉记者，以前的“绿袖标”这几年也见得少了。

所谓“绿袖标”是在试点小区配备的垃圾分类指导员，主要负责对居民垃圾分类进行宣传和指导。在垃圾分类试点小区昌平区北京北小区，公示栏上写着有9名垃圾分类垃圾减量“绿袖标”指导员。记者致电给“绿袖标”负责人，接电话的却是该小区物业，该工作人员说，这名负责人“早就不在这儿上班了，都好几年了”。

枣营北里小区的董阿姨说，人越来越多以后，不会进行垃圾分类的人也多了。北京北小区的许大爷告诉记者，居委会有时候会搞垃圾分类的宣传活动，但是年轻人一般很少参加。

对于垃圾分类的难题，网络上总有一种声音认为，这应归咎于“中国人素质太低”。多年从事环保公益事业和垃圾分类研究的陈立雯则说：“这种说法是非常没有道理的，会不会垃圾分类跟素质没什么关系。”她说，如果管理层面没有到位，就不能说是因为民众素质低。

文丰的素质并不能算低，国内一流大学毕业，就职于高薪企业。在他过往的生活经历中，除非是自己主动去关注，否则很难接触到垃圾分类相关的概念并将之内化为自身的行动。“我觉得主要还是因为整个社会还没有形成垃圾分类的氛围。”他说。

陈立雯从2011年以来，一直在对北京垃圾分类试点小区进行观察和调研。在她看来，试点小区只是在数量上逐年增加了，而在垃圾分类的实质效果上并没有明显提高。

垃圾分类相关的宣传教育还很不足，陈立雯认为，现有的垃圾分类教育基本是“活动式的宣传”，很难到达每个居民。许多小区的垃圾分类宣传大部分是为了应付上级的即时性任务，并不是持续而固定的工作，也从来没有真正贯彻到居民中去。

在陈立雯看来，要真正落实垃圾分类，不能只靠道德来约束的，因为道德约束的前提是长期而成熟的垃圾分类教育。垃圾分类的本质问题在于，需要有根本性的制度性约束措施来实现。她举例表示，目前北京的垃圾分类和垃圾处理的基础设施配备还很不到位，有些相关的规定也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

今年6月，，是中国首次提出“强制”进行垃圾分类。今年9月，《北京市“十三五”时期城市管理发展规划》也提出，“十三五”期间，北京市将适时推进生活垃圾强制分类。据了解，这些方案在业内也引起了讨论。

有观点认为，需改变由政府主导垃圾分类处理的现状，引入社会资本共同解决垃圾分类处理的难题。垃圾分类的市场化运作还处在探索阶段，目前在全国多地都有利用“互联网+”进行垃圾智慧分类的倡导。

近几年来，北京市也在探索使用互联网等新技术推广垃圾智慧分类。据媒体报道，北京环卫集团去年推出“垃圾智能分类模式”，居民可在智慧厨余垃圾桶或再生资源回收柜上通过扫描二维码，领取垃圾智慧分类使用包。将垃圾分类打包好后，贴上使用包里配备的二维码，投入到回收柜中即可。

陈立雯认为，“互联网+”只是手段，如果没能把工作做到“人”身上，这些工作的效果都会大打折扣。而很多“互联网+”垃圾处理企业，主要针对的都是废品的回收，并不涉及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并不能说是解决真正的垃圾分类问题。此外，由于拾荒群体的存在，这类企业的回收成本就显得过高了。

“自然之友”垃圾减量项目主任孙尚华则认为，越多的人从事垃圾分类或者回收的工作，总归都是一件好事。她说，很多这类公司现在还挣不到钱，虽然废品回收也能带来利润，但是投入远比产出大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