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老年人为何财富不平等?都是房子惹的祸?

本文是香港科技大学Albert Park教授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沈艳教授的最新研究成果。

托马斯·皮凯蒂的《二十一世纪的资本论》的热销表明，财富不平等状况近年来在欧美引发越来越多的关注。但是对中国而言，现有研究对经济改革引发的收入不平等着墨甚多，但对财富不平等的现状却研究不足。本文利用中国健康和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1年基线数据来分析中国45岁以上人口的财富不平等的现状和根源。由于中国城乡的制度安排差异较大，我们的分析侧重比较了以户口为标准的城乡居民在各个维度的差异。

通过计算中国老年人口人均财富、人均消费和人均收入和相应基尼系数，可以有如下发现。第一，人均净财富均值（83201元）远大于中位值（31870元），这表明有不少人的财富远高于平均。第二，从基尼系数看，城镇居民的财富不平等状况（0.65）比农村居民更加严重（0.62），而收入不平等状况的城乡特征与财富不平等类似。第三，财富和收入的不平等程度远超消费不平等程度，而且底层分布的不平等更为严重。例如，中等收入的人的财富是最穷的10%的人的财富的13倍，收入是最穷的10%的人的18倍，但是消费只是最穷的人的3倍。第四，城镇在中下层人之中的财富不平等最严重（P50/P10 = 25.6），而农村的中下层人中收入不平等更严重(P50/P10=17.8)。

从财富结构角度来看，住房是我国居民财富的主要形式。在CHARLS样本中，平均而言有超过80%的财富是住房的形式，其中住房占城镇居民财富的比重近85%，占农村居民财富的比重近75%。当然，城镇居民住房拥有的金融资产的比重也更高。

不同比例的人占有总财富的百分比可以更直观的表述财富不平等现状。我们发现，最富有的20%的人占有四分之三的总财富，三分之二的总收入和大约一半的总消费，而最贫穷的50%的人只占有5.73%的总财富和6.32%的总收入。

消费、收入和净财富的相关性矩阵表明，收入（消费）与住房财富的相关性强于与非住房财富的相关性。如果按照支出将人们的生活水准划为五等分，我们发现保持较高生活水准的人，他们的财富中住房财富的占比更高，达到95.1%；而生活水准最低的人，他们的财富中住房财富的占比较低，不到80%。

1978年以前，中国城镇的住房由国家分配，国家拥有所有资产，住房一般由工作单位负责分配给职工。1979年，我国住房开始商业化改革，但一直到1998年左右才基本完成住房商业化进程。从工作单位购房数量在这一时期达到顶峰并逐渐开始下降，而私人市场住房购买数量在这一时期快速上升。今天，中国住房保有率较高：88.08%的城镇住户和92.23%的农村住户都至少拥有一套住房。

住房意外收益包括两部分：住房市场意外收益（房价上涨）和住房补贴。我们的计算显示，2011年平均住房财富为291,000元， 70.17%的调查对象得到房改带来的意外收益。这其中包括60.42%的调查对象从房价上涨中受益，以及42.17%的调查对象因获得住房补贴而得益。对从工作单位买房的受访者来说，他们购买单位住房所获得的收益远高于其他城镇居民。上述结果表明，住房财富是我国老年人财富的主要形式，而房改带来的住房意外收益又占据了中国城镇老年人财富的大部分。

为了进一步理解住房财富以及意外收益的多少在个体间的差异，我们通过回归分析，来考察收入、消费和财富差异的决定因素。这里，我们特别关注教育程度在多大程度上能解释这些经济变量的差异。这是因为，教育水平往往是社会经济地位的一个很好的简要测度，可以设想财富、收入、花费与教育之间存在较强的正相关。由于许多城镇住房最开始由工作单位分配，并且单位住房的分配与住房未来价值没有强关联性，我们预期住房意外收益和教育程度之间的相关性，要小于其他形式的财富与教育程度的相关性。如果这个想法成立，那么住房意外收益的存在虽然增加了财富不平等，但不会加剧现存的社会分层程度。

主要发现如下。第一，教育与收入、消费有很强的正相关；第二，教育对收入的回报率高于对消费的回报率；第三，最高等级（高中及以上）的教育回报率比其他等级的教育回报率要高很多；第四，城镇居民教育对收入的回报率要高于农村居民，而消费回报率两者接近；第五，教育程度较高的城镇居民更倾向于聚集在有高工资的社区。

通过比较住房财富和非住房财富的教育回报率，我们发现住房财富与教育所得的相关性相比总财富与教育所得的相关性弱很多，这与随机的住房意外收益保持一致。总体而言，不同教育程度的人群在总财富上的差异要大于他们在收入上的差异；但是，由于住房改革带来的意外收益的缘故，他们在住房财富多寡的差异程度方面要小于收入的差异程度。教育程度更高的人，他们选择住房时更倾向于集中在高房价地区；但是他们的非住房财富的多少，和教育程度比他们低一些的人的差异就没有那么大。这一点，对于城乡都成立。

本文的研究表明，首先，我国老年人口的财富不平等程度较高，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中下端的不平等。其次，九十年代中期的住房改革使得相当一部分人可以从单位买房，这使得住房财富的差异与教育程度的差异的关联性减小了，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财富不平等。由于住房改革，财富不平等在1995到2002年间呈现了下降趋势。因此，在今后不再有类似的住房改革的情况下，由于房产升值程度不同的财富不平等可能是未来财富不平等的主要驱动力量，值得进一步关注。最后，不同教育水平的人财富的多寡，和他所在的社区存在密切的关系。这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何一线城市的房价走势和二、三线城市，以及不同城市内部不同社区的房价可能存在很大差异的现象。

（唐杰编辑，作者已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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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艳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沈艳教授于2003年于美国南加州大学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是Econometric Society 会员和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会员。，中国数量经济学会常任理事，沈艳教授曾获北京大学优秀班主任的奖励。沈艳教授还担任Journal of Econometrics ，China Economic Review，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等刊物的匿名审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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