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的宿命

 　　1934年，天才的曹禺发表了天才的《雷雨》，结束了中国话剧在黑暗中摸索的窘境。《雷雨》集人伦悲欢、悬疑秘辛、道德质询、阶级对抗于一体，基本上是个人见人爱的戏，所以甫一写出就获得各方好评，并且常青树般挺立中国舞台七十余年。

　　我读大学的时候，上的第一门选修课就是《曹禺研究》，所以读的第一个剧本也便是《雷雨》。那时候，老师用阶级论的观点谆谆告诫我们，《雷雨》的要批判地去理解，真是难为她了：不能不让我们看《雷雨》，又生怕我们中了《雷雨》的毒。

　　！侍萍说：“命，不公平的命指使我来的！”痛何如之。《雷雨》的八个人物，不论生性懦弱的还是从来不向命运低头的，一个个都如陀螺般都被命运的鞭子抽得找不着北。《雷雨》的源源不竭生命力就在于此。1936年，曹禺说：“《雷雨》可以说是我的‘蛮性的遗留’，我如原始的祖先们对那些不可理解的现象睁大了惊奇的眼。我不能断定《雷雨》的推动是由于神鬼，起于命运或源于哪种显明的力量。”（《〈雷雨〉序》）1981年，他却说：“有人说《雷雨》表现了作家的思想，这是不对的。”（《我的生活和创作道路》）这时候，他早就不是那个“睁大了惊奇的眼”的曹禺了，这个对命运从惊奇到无视的过程便是曹禺从天才的剧作家蜕变为凡夫俗子的过程。这也可以说是曹禺以至于一代中国作家的宿命。万方说：，“他非常想写，但是写不出来。这是一代人的悲剧，比如巴金，比如沈从文，钱锺书啊等等。老舍索性就了。痛苦就像针一样，扎进他们的身体。”

1987年4月15日，剧作家曹禺在第四届中国戏剧梅花奖颁奖典礼上。  张祖道摄影

　　这种“写不出来”的痛苦就像死蛇一样纠缠着晚年的曹禺。据田本相在《曹禺传》里记录，曹禺77岁的时候，说：“我是真想在80岁的时候，或者是80岁之前，写出点像样的东西来！”他还说：“你知道‘王佐断臂’的故事吧？……王佐说：‘你也明白了，我也残废了。’这个故事还是挺耐人寻思的。明白了，人也残废了，大好的光阴也浪费了。”

　　决计不是巧合，曹禺盛年时的几部话剧无不渗透着浓重的宿命观念和虚无主义。与其义正词严地评论为没落的，需要“批判地”接受的，不如更深层次地寻找一下原因。为什么周家和鲁家的八个人都像缀网劳蛛一样徒劳辛苦呢？为什么陈白露、翠喜和风月场中的男女老少一个个都在命运的捉弄下无处逃遁呢？花金子和仇虎，他们在阴森的黑林子里遭遇了怎样诡异的鬼打墙的困境呵。“北京人”身影的显现固然暗示了一个健康明朗的文化的呼之欲出，但挥之不去的又何尝不是曾皓那个漆了一百多道四川漆的沉重棺材！写这些剧时，曹禺是抑郁的，悲哀的，绝望的，但是文思泉涌。后来，当曹禺在另一个情境之下开始摆脱这种绝望的心境，转而写作“明朗的天”的时候，他的文思却慢慢枯竭了。

　　恰如万方所说，这不是曹禺一个人的遭遇，这是一代作家遭遇的困境，他们就像花金子和仇虎迷失在新语词的“黑林子”中，像鲁侍萍一样仰天长叹，像陈白露一样幽幽地说：“太阳升起来了，黑暗留在后面。但是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今天，我们纪念一位又一位这样的先贤的百年寿诞，除了颂扬的话，是否更应该多问几声，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

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