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终前，写下这幅字才安心地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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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4月底，。这时传来消息，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决定授予她荣誉法学博士学位。对于此事，维多利亚大学十分重视。

因为这是他们第一次在校园以外的地方授赠学位。5月初，维多利亚大学的校长率领相关人员专程远道赶赴北京。，一直发着高烧，身体十分虚弱。

考虑到她的健康状况极差，有关部门建议，请对外友好协会会长王炳南代表她接受学位证书。出于对远道而来的贵客们的尊重，，坚持要自己接受学位。

大家见状，只得又劝她在家里接受学位，以免路上的颠簸。对此，。在她眼里，这不仅仅是她个人的事，更是国家的事，。

按照仪式安排，在接受学位以后，。由于担心身体实在支撑不住，在大家的劝说下，她在自己的寓所，用英语事先录制了答辞。工作人员找来3台录音机，，。她从中确定了一盘效果最好的。

由于病势日渐沉重，。工作人员为她准备了一个装有4根活动提把的轮椅，并且借了一辆后开门的旅行车。

5月8日，。工作人员用提把将轮椅平稳地抬上车。，。

乐队高奏中加国歌，。佩奇校长致辞后，，而是临时找来一份中文稿，亲自用清晰流利的英语致答辞。20分钟的演讲精彩而得体。

她说:“我接受这一学位，不是为了我个人，而是把它看作是你们对中国人民的崇敬和友谊的象征。”她温和灿烂的笑容，雍容大方的举止，使人无法想像她正在重病之中饱受煎熬。

在场的人们不会知道，这已经是她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场合。仪式圆满结束，。她被安置上担架，用救护车送回了后海的寓所。

当天晚上，，但她仍按照礼节，在楼下的大餐厅举行了家宴，款待加拿大客人。有关部门安排北京饭店的一些同志参加宴会的服务工作。对这些同志来说，这是他们应当做好的份内工作，是理所应当的。

然而，。5月11日，她在病榻旁口述，请秘书代笔给北京饭店写了一封书信。她在信中写道

“5月8日在我接受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赠给荣誉博士学位时，让你店部分工作人员也辛苦了。他们(副经理、科长和干部、炊事和服务同志们)来到我家为宴会辛勤劳动。

为此，向他们致谢。5月8日的宴会，得以顺利完成，外宾欢欣地告别，有赖于你们所出的一份力量。我特地致谢并祝你们的业务在世界上赢得好评。”在这页信纸后，她还专门附了一份名单，仔细地开列了参加服务工作的18位同志的名字。

1981年5月12日清晨5点，。她对守在身边的保姆仲兴宝说:“扶我起来，我有事要做。”两个服务员搀扶她到了书房。

她请仲兴宝帮她准备好笔墨。原来，她心里还惦记着自己曾经答应过邹韬奋的夫人沈粹缜，要为《韬奋手迹》一书题写书名。

她慢慢地坐下，凝聚起全身的力量，勉力写了一幅。但由于身体虚弱，手抖得厉害，写出来的效果不够理想。于是她就坚持着又写了一幅，以便沈粹缜可以选用。

好不容易写完了两幅字，，口里喃喃着:“我现在放心了。”这是她一生中最后一幅题词，为朋友完成的一件事。

也就是在这一天，，她要专门酬谢精心护理她的医护人员。宴会结束后，仲兴宝到楼上卧室向她报告情况。

，拉着仲兴宝的手说:“这一件事，我总算称心了。”病重的她，在生命的终点来临之际，仍然不忘感谢同志的关怀，履行朋友的嘱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