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永信：从专治网瘾到包治百病

如今的临沂市第四人民医院网戒中心，已经有些草木皆兵。

当《凤凰周刊》记者来到处于争议漩涡中的网戒中心时，已感到一种紧张气氛。网戒中心占据着四院心理咨询大楼的二三层。一扇铁门将网戒中心与外界分隔开来。记者敲门后，一位20岁左右的“病人”家属，从铁门里探出头来，警惕地问询来意。铁门内，另一位更年长的家长不停催促“先把门关上”。

之后，除了透过铁门看见里面正播放着网戒中心上课、训练内容的小屏幕外，便再也没法直接窥探这个封闭世界的内部了。

临沂市第四人民医院网戒中心一角。

大楼下面的小院子里，晾晒着一些盟友平日穿着的迷彩服和便衣。几位家长正坐在小院的台阶上透气。家长们相信，杨永信的治疗法则是他们孩子回归正途的最后希望。

用电击治疗“网瘾”，七年前便使临沂四院副院长、临沂市网络成瘾戒治中心（简称网戒中心）主任杨永信广为人知。

2016年8月，一篇名为《杨永信，一个恶魔还在逍遥法外》的文章在网络大面积传播。随之，一些曾在网戒中心接受治疗的盟友，开始在微博、贴吧晒出自己的亲身经历。七年之后，杨永信与其舵下的网戒中心再次引发关注。“消沉”了几年的网戒中心，规模不仅未减，反而有扩大之势。

但有家长透露，目前网戒中心已停止收人，具体原因不详。

多年来，杨永信的网戒中心尽管备受争议，但仍能够一直经营下来，除了依靠众多家长的支持，其自身也不断扩大着业务范围。杨叔的“才华”已不再限于治疗“网瘾”，而成为能治各种家庭不睦疑难杂症的杂家。

“救命稻草”，是大多数家长形容自己“走投无路”时，杨永信充当的角色。他们将自己“爱打游戏”、“有性格缺陷”甚至患有“抑郁症”的孩子，送来这个他们视为“救人的地方”。

“没有这种孩子的家庭，他感受不出来这种痛苦，他都是站着说话腰不疼。”临沂个体户洪金（化名）谈到外界对杨永信的评价，情绪不自觉地激动起来。据他说，孩子得了很重的“病”，而杨永信这里是他拯救自己孩子最后的希望。

“对家庭不满，对社会不满，对学校不满。周围没有（他）满意的一个人。这个小孩，就是极端的自私，有性格的缺陷。”

洪金说，儿子从小学五年级起，思想就有些问题，曾离家出走多次。这种状态持续到读高中也没改善。“就是跟老师对抗，跟家长对抗，不学习”。之后，儿子当兵，甚至闹过跳楼、，无奈之下，洪金只得将儿子接回了家。

身家还算厚实的洪金，为了让儿子回到正轨，可谓费尽心力。从山东到北京，找了很多心理医生，但也不管用。医生换了一拨又一拨，也看不出什么病来。儿子长大工作后，一次在家里的地下车库，喝药企图，经抢救后，仍不配合治疗。为了防止儿子再次寻短见，治疗的过程中，儿子的手和脚都被用绳子绑在了床上。“你稍微一松手就要跳楼，往那个窗台上跑。”

是否是抑郁症，洪金没有直接回答，只是说医生也没看出什么病。

洪金称，因为儿子的特殊性，医院为了不担责任，都希望洪金家能尽快转院。“我们上哪儿转啊”，在咨询了不少医院后，洪金没办法，直到他抱着最后一丝希望将孩子送进了杨永信的网戒中心，一切才有了改变。

2007至2008年春节，盟友和家长在网戒中心里度过。因为过年期间不用“加圈”“电击”，盟友们满心欢喜地庆祝节日，并感谢杨叔。殊不知，等待他们的是“秋后算账”，当然，那是后话。

“改变很大、没有这个地方，我们根本没有办法。”

个头不大，皮肤黝黑的家长刘钰（化名）也如此说。

出身农民的刘钰在外地打工养家糊口，为了陪孩子来四院“治疗”甚至辞掉了工作。但他觉得值，因为在杨叔这里，儿子真的改变了。

回忆过去的儿子，刘钰眉头紧锁，脸上写满了焦虑。20岁左右的孩子，自从沉迷网络游戏以来，整个性格都变了。脾气上来时，不仅在家砸东西，还对父母直呼姓名，“连爸爸妈妈都不叫”。有的时候还直接打骂刘钰。但来到网戒中心后，孩子变得听话了很多，也开始理解父母的不易。

“这里确实是救孩子的地方啊”，刘钰来回重复了几遍，谈到动情处，眼眶含泪，他快速地抬起手擦了擦，努力恢复平静。

家长们从洪金、刘钰这样的个体户、农民，到大学教授、党政干部都包括在内，并且大多对杨永信的评价极高。在他们看来，杨叔（杨永信）模式独一无二，效果立竿见影，有的甚至认为，应该将“杨叔模式”全国推广。

但说到电击，刘钰和另一位家长的前后态度有些自相矛盾。他们先以之前一位记者的亲身体验为例，来证明电击的影响不大，“没有网上说的那么厉害”。之后，五分钟不到，又改口否认，称这里已无电击。

洪金则比较坦然。他承认知道电击的存在，但并不认为不妥。他形容入院的孩子“比魔鬼还魔鬼”，使用电击，是必要的手段。“你要不难受，孩子能怕吗？”

他反复强调，医生是治病的，不会故意害孩子，而家长，更是因为疼爱孩子才出此下策。而那些从这里走出去，又在网络发帖攻击这里的人，属于未改变好的一群人。

刘钰打了个比方，同一位老师教出来的学生，有的能考上大学，有的成了国家干部，但同时，也有些坐了牢，还有的被枪毙了。“并不是（同一位）老师教出来的学生都是优秀的。”

王俊峰第一次被电，是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带进了“网戒中心”的13号室。以为自己只是陪同母亲看病，顺便做个简单的身体检查的他，却被几个工作人员用宽布条绑在了椅子上。针插进了他手背的虎口和手心的大拇指根部，两根针上分别连着四根导线，接着就是通电。

当被第一次电击后，王俊峰同其他这里的孩子一样，搬进了“网戒中心”生活，住进了“小室”。“小室”由普通病房改造而成。所有前来治疗的少年和陪同的家长都在此落脚。每个小室按不同大小住着四到六个家庭。小室里陈列简单，一张普通的病床和紧挨着病床的陪护椅，就是属于一个家庭的“病房”。治疗期间，陪同的家长睡在床上，接受治疗的少年则只能在陪护椅上休息。睡陪护椅本身，也是对受治少年的一种惩罚，是“治疗”的一部分。

进来不久，王俊峰等少年便很快学会了这里的“新语言”：受治学员被称为“盟友”；记录过失被称为“加圈”；接受电击治疗被称为“承担责任”；向所有人坦露自己的过去叫做“晾晒”，等等，等等。

据2007年被送去治疗的“盟友”透露，每天晨跑后，“盟友”和家长都需要一起背诵网戒中心编撰的一则内容。背诵完毕后，再吃早餐，开始上课。

网戒中心里有着纷繁复杂的规则。在这里，做错了事情，轻则“加圈”，重则直接上报“承担责任”。“加圈”达到一定量，也会被拉去。雷区很多，稍不注意，就犯规了。

据张润（化名）回忆，在这里生活分分秒秒都需要小心翼翼，因为规矩无处不在、防不胜防。在张润进入网戒中心的2008年，后来被广为人知的“86条”还未成型，但规矩已经有七十多条，如果杨叔想到什么新规矩，再往上添。

八年过去了，一些印象深刻的条款，张润仍能脱口而出。“忽悠家长回家，要被电；对家长不尊敬，要被电；太过兴奋，要被电；太过被动，要被电；坐杨叔的椅子要被电；端杨叔的杯子要被电；不小心说出口的消极话语，比如‘我靠’这些，也要被电......”

曾有盟友说，在这里待过的人，不是成了傻子，就是成了人精。在电击的威胁下，学会表演，迎合规则，才是网戒中心的生存之道。

下跪，已成为网戒中心里默认的“规矩”、“套路”。

被电，意味着是违反规矩的行为被发现，而这种“发现”，往往是私下里一不留意地被举报的。而相互举报，是网戒中心提倡的精神，就如同杨叔无处不在一样。经常举报他人是改造良好的表现，可以免除被电击的皮肉之苦，而如果明知违规却不举报，则会被“承担连带责任”，接受“治疗”。

惩罚也分有等级，比普通电击更令人恐慌的，是“杨叔专场”。

因为已有相对成熟的模式，平时的电击大多由杨永信团队的其他“点评师”来完成，而他自己，一般不会轻易出手。只有犯了大错误的，比如想逃跑、想出院的盟友，才会被杨永信亲自治疗，俗称“杨叔专场”。

王乐回忆，一般的电击治疗就是一台低频脉冲治疗仪，再厉害点的，最多就是同时使用两台。但若是“专场”，“基本都是四台（低频脉冲治疗仪）起步吧，同时用在一个人身上。”

王乐曾亲眼见识过其他盟友的“专场”。那位“盟友”因作弊被家长举报，家长建议对他做“专场”，被吓坏的他想砸窗户跳楼，这让“杨永信就更生气了”，为这位“盟友”开了专场。

目睹了全程的王乐被吓坏了，“浑身冰凉、发麻”：用了四台仪器，每台仪器连接两根针。分别扎在太阳穴两边、额头、下巴，以及双手的大拇指手心肉垫处和中指靠近指甲缝的指尖处。

被电击的“盟友”一直恐惧地哭，边哭边向杨永信求饶，但杨永信没有反应。那次“专场”持续了两个小时。

治疗完，出门前，所有盟友还得齐声喊，“谢谢杨叔，杨叔辛苦了”，这是规矩。而这样的受苦，还是收费的。

在网戒中心，杨叔也需要帮手，因为杨叔一个人不可能完成如此艰难的任务。在杨叔之下，是杨叔组建的“点评师”团队；再往下，是“自治”的“同盟班委”和“家长委员会”。在“盟友”中，同盟班委拥有巨大的权威，他们可以给盟友“加圈”，也可以凭关系“保护”某个盟友，而位于最高级别的班长，甚至可以决定谁去做治疗。当然，这一切又都在“家长委员会”的监督下。

权力是明晃晃的。越往上，越安全，除了自我保全，还能掌握他人的“生杀大权”。

很多“盟友”离院前，都会给杨永信及其网戒中心送锦旗。即使他们内心并不认可这里的一切。

曾通过竞选当上班委的吴浩（化名）称，为争取选票，他曾“含沙射影”地表示，如果自己当选，自己的“选民”就不会挨电。

但“班委”的权力还是比较有限。因为作为“班委”是需要有“政绩”的，“你每个星期，必须要抓出一个‘典型’来”。如果做不到，那算班委失职，等待他的，就是电击。在吴浩当班委期间，因为他管辖的范围没有出任何事，交不出“典型”，于是，他自己被电了。

更让“盟友”们痛心的举报，常常来自于父母。

洪金说，在家长圈子里，大家都盼着自家孩子多“被点评”，如果“点评师”天天只点评某一个孩子，家长们是会有意见的，说明没“关照”到自己孩子。所以有的家长会去找孩子的问题，报上去，“我孩子怎么样怎么样，希望“点评师”给我单独搞一个‘专场’。”

改造过程的最后，是“成就的总结”。在诸多报道中，都不难看到泪流满面的“盟友”给杨永信、给家长下跪的场面，这被认为是认识深刻，改造良好的结果。下跪是网戒中心引以为豪的画面，在“盟友”的眼中，只不过是为了混过关的“套路”，并非发自内心。

据王乐介绍，按照“套路”，一般是杨永信先在点评课上点评，之后就某个盟友曾做过的恶劣之事，询问他对错，盟友回答说“不对”后，杨永信又继续追问，“那你是不是应该给妈妈道个歉”，盟友就立刻“领悟”，直接走过去跪下，“跪完了父母，再去跪杨永信，说谢谢杨叔。”大多受访盟友都有下跪的经历。他们的经验是，要立马认错，演得越痛心疾首，杨叔就越欢迎。

记者/王彦入

编辑/李克难  美编/虎妹

新媒体编辑/丰泽

本文节选自《杨永信——从专治网瘾到包治百病》，原文刊载于《凤凰周刊》2016年第32期，总第59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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