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我是马拉拉》:女孩·教育·梦想

经典新知生活 2018-02-10 20:17:00

 

2012年10月9日,15岁的女孩马拉拉在乘校车回家途中,遭到极端分子暗杀,头部和颈部中枪。

一度生命垂危,但是她又活过来了。由于面部神经受损,很长一段时间里她无法微笑。

 

在被枪击前,马拉拉为BBC写匿名博客描写自己在巴基斯坦的生活,和父亲齐亚丁一起不畏极端分子的威胁、积极为巴基斯坦女童争取受教育权利。齐亚丁坚持让女儿去上学,并和朋友开设了专门的女子学校。

 

马拉拉这样描述她差点为之丧命的梦想:“每一个家庭,每一条街道,每一条村庄,每一个国家都能和平——这是我的梦想。我希望世界上每个男孩与每个女孩都能接受教育。”

 

《我是马拉拉》是一本自传。记录了主人公在艰难处境中,如何坚持上学,坚持抗争的艰辛历程,同时也讲述了她在头部遭受枪击后,如何顽强生存下来的励志故事。这段不平凡的经历,让她从斯瓦特地区的偏僻山谷,走进联合国发表演讲,走上了为争取女性受教育权而不懈奋战的道路,同时也成为2014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而且是诺贝尔和平奖创建以来最年轻的获得者,那年她17岁。

 

《我是马拉拉》中写道:在极端分子统治之下,妇女往往不得接受世俗学校的教育、不得外出工作和参加任何社会活动等,也不能和没有血缘关系的男性见面,接受女学生的学校必须关闭,女性甚至不允许逛街。2009年至2012年间,极端组织在巴基斯坦发动了超过800起针对学校的袭击事件,摧毁或烧毁了数百所学校。他们在阿富汗一座建筑的外墙上,刷上了这样的标语:“上学的女孩需要注意自身的安全。如果你们的脸上被泼洒硫酸,或者被杀害了,那么应该谴责的只能是你们的父母。”而在极端分子控制下阿富汗地区,妇女文盲率高达88%。

 

在联合国青年大会上发表演讲那一天,是马拉拉16岁的生日,她说:“他们以为子弹将会让我们沉默,但他们失败了。那一沉默中响起了成千上万的声音。极端分子以为他们能够改变我的目标,阻止我的理想。但是我的生活没任何改变,除了:已逝去的懦弱、恐惧与无助。坚定、力量与勇气诞生了。我还是同一个马拉拉。我的理想依旧。我的希望亦如故。而我的梦想依然不变。

 

马拉拉说:“看到黑暗我们认识到光明的重要,在沉默中我们认识到声音的重要。同样地,……当我们见到枪械时我们认识到笔与书本的重要。……极端主义者害怕书与笔,他们害怕教育的力量,他们害怕女性,他们害怕女性声音的力量。……这也是为什么他们杀害女教师,这也是为什么他们每日炸毁学校,因为他们从过去至今一直都害怕我们能为社会带来的改变与平等。”

 

所以,在诺贝尔颁奖大会上,她一再重复自己的坚定信念:“一个孩子、一位教师、一本书和一支笔可以改变世界,教育是唯一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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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法国有位思想家傅立叶曾说:在任何社会中,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

也就是说,一个社会是否文明进步,从女性的全面发展程度、从妇女社会公共事务参与程度、从女性思想的自我解放程度这三个维度完全可以衡量出来

 

所以,傅立叶说:

某一时代的社会进步和变迁是同妇女走向自由的程度相适应的,而社会秩序的衰落是同妇女自由减少的程度相适应的。

妇女权利的扩大是一切社会进步的基本原则。

——这一观点为恩格斯所赞赏,并在《反杜林论中》引述。

 

所以,当我重读《我是马拉拉》时,我的脑海里浮现出这几个关键字:女性·权利·教育·社会文明。这个关键字的核心在社会文明。

 

也许,每个人都对自己的土著文明有天然的亲近难舍甚至推崇的情愫。但是文明的多样性并不天然等于文明的进步性,不同的文明也未必都“存在即合理”。


相反,我认为只有符合以下三个标准的文明才是合理的,才是先进的:

 

一是看是否有利于促进社会物质生产的进步,是否能为物质生产凝心聚力。

二是看是否能与社会其他要素和谐发展,做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而不是只允许一种声音,只允许一种信仰,只允许有一种情怀……

三是看是否有利于个体的全面自由发展。如果连与没有血缘关系的男性见面的机会都没有,那就没有现代社会的人际交往,也就根本谈不上个体的全面自由发展。

 

总而言之,如果不能做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和而不同”(中国人民大学方克立教授化用费孝通先生语),这样的文明是落后的文明,这样的社会也是落后的社会。而其中,最底层的必然是妇女和儿童,以及他们无法平等、公正地接受教育的权利。


所以,请热爱今天的和平与来之不易的生活,以及平等、公正受教育的权利。今早一位女生告诉我她被北京一所名牌大学以第一名的成绩录取为研究生,电话那头微微抽泣与我分享这份喜悦。——当老师的幸福,大概莫过于此!

 


经典新知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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