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问题】“老来得子”幸福吗?——农村地区大龄生子与心理健康分析

北京社会科学 2017-12-06 21:09:11

受传统文化与农业生产的影响,农村地区“男孩偏好”具有很强的文化路径依赖。男孩偏好不仅仅表现在心理层次上,更体现在实际的生育行为中。很多农村家庭尽管已育有女儿,但妻子在大龄阶段依然承担生育功能,旨在通过生育男孩来构建家庭在特定文化规范圈的地位。农村地区初育年龄低、平均生育年龄偏高,这与生育的多胎次、生育间隔拉大有关:2010年农村地区35岁及以上年龄人群的多孩(三孩及以上)生育率为8.43‰,高出全国水平近3个千分点。对于依赖增多胎次、延长生育时间来追求特定子女数量和子女性别的部分家庭来说,其生育年龄普遍偏大且多在生命的中晚期阶段生育,符合通常意义上的“老来得子”。对大龄生子群体来说,追生的儿子及时填补了尚未生育男孩的遗憾,并获得男孩效用。特别是在男孩偏好的文化中,生育男孩目标的实现,极大满足了个体在家庭、宗族、社区等范围内的规范和要求。随着社会现代化推进,抚育子女的成本越来越高,家庭和个人倾向于减少生育以维持特有的社会经济地位。但对于绝大多数农村家庭而言,他们较少追求职业发展并忽略机会成本、片面执著生育的“性别”满足;甚至冒着违背计划生育政策和中高龄产子的双重风险以达到生育男孩的目的。子女属于时间密集型产品,需要父母投入大量精力。那么,大龄生育带来的是男孩效用还是中老年抚育风险?

基于2013CGSS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初步得到以下三点结论:

第一,“老来得子”忧大于喜。本文发现,大龄生子群体的心理健康显著劣于非大龄生子群体,前者低出后者近4分;大龄生子群体内部,“38岁前仅生女、38岁及以后生子”、“38岁前已生子、38岁及以后生子/女”群体的心理健康均低于非大龄生子群体(38岁前已结束生育)。可见,无论是男孩偏好驱动,还是追求多子多福、儿女双全,在农村地区物质缺乏、抚养资源不足的前提下,生育中晚期阶段选择生儿育女会导致更大的心理压力。

第二,男孩偏好下的“老来得子”并不必然提高心理健康。受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约束,政策利益与个体的“男孩偏好”出现一定的背离,不少家庭通过超出政策范围的人为手段对生育进行选择与干扰以实现男孩需求。“38岁前仅生女、38岁及以后生子”群体可能是有意识进行性别选择或多生孩子以实现男孩偏好的一类人。分析发现,“38岁前仅生女(一个或多个)、38岁及以后生女”的样本甚少,其占比不足整个大龄生子样本的10%。由此可知,大龄生子群体追求的是“儿子”而非“女儿”。很多家庭追生儿子时,坚持传统社会财富流向观念,旨在通过对儿子的抚养而获取更多晚年生活的赡养。随时代的进步以及社会形态变化,父代与子代之间的物质关系发生了根本逆转,现代社会的财富已由父母流向子女,父代需要支付相当大的成本抚养子代以满足子代在教育、医疗、婚姻等物质上的需求。社会变迁与家庭代际财富关系的转变无疑成为影响心理健康新的压力源。

第三,子女数量、子女性别与心理健康存在复杂关系。模型分析发现,晚出生的孩子并不必然提升父母的心理健康;生育的孩子数越多,父母的心理健康状况越好,而父母主观幸福感与子女性别并无关系。这一发现之间存在些许矛盾,例如,大龄生子群体本身是子女偏多的家庭,在子女数量促进心理健康的同时,该群体却并不具有相应的幸福值。这或许说明,生育作为一项复杂的人口事件,子女数量、子女性别、胎次结构、生育年龄等不同因素之间的组合,使个体的心理活动和认知也极为复杂。但孩子给父母带来的仍是积极作用,只是在不同的生育类型之间,父母的心理认知出现一定程度的差异。

原载《北京社会科学》2016年第7,有删减。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 社会与人口学院 统计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