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岂之：传统文化中的科学精神和创新基因

    2015年，瑞典当地时间12月7日下午，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中国女药物学家屠呦呦在瑞典卡罗林斯卡医学院用中文发表了题为《青蒿素：中医药给世界的礼物》的演讲。

   在演讲中，她将发现青蒿素的原因概括为五个方面，即“目标明确、坚持信念是成功的前提”“学科交叉为研究发现成功提供了准备”“信息收集、准确解析是研究发现成功的基础”“关键的文献启示”“在困境面前需要坚持不懈”“团队精神，无私合作加速科学发现转化成有效药物”。其中，“关键的文献启示”包括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载：“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受其启发，屠呦呦及其团队创造性地意识到，提取过程需要避免高温，改用低沸点溶剂的提取方法。关于青蒿入药，最早见于马王堆三号汉墓的帛书《五十二病方》，其后的《神农本草经》《补遗雷公炮制便览》《本草纲目》等中医药学典籍都有关于青蒿治病的记载，但没有明确青蒿的植物分类品种，这客观上增加了发现青蒿素的难度。再加上青蒿素在原植物中含量不高，还有药用部位、产地、采收季节、纯化工艺的影响，因而青蒿中性提取物的成功确实来之不易。

　  屠呦呦特别提到，中国传统医药是一座丰富的宝藏，值得医药工作者去借鉴和发掘。当年，她通过大量收集和整理历代中医药典籍，走访名老中医并收集民间防治疟疾的方药，得到了从青蒿中提取抗疟成分的启示，在非洲和其他地区使用，取得了很大疗效。她说：“通过抗疟药青蒿素的研究历程，我深感中西医药各有所长，二者有机结合，优势互补，当具有更大的开发潜力和良好的发展前景。大自然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植物资源，医药学研究者可以从中开发新药。中医药从神农尝百草开始，在几千年的发展中积累了大量临床经验，对于自然资源的药用价值已经有所整理归纳。通过继承发扬，发掘提高，一定会有所发现，有所创新，从而造福人类。”

    屠呦呦获得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说明中国有自身的科学精神。中国第一部编撰于战国时代，在西汉时写定的医学经典《黄帝内经》，托名黄帝撰，实际是战国时诸多医学家共同完成的，包括《素问》《灵枢》两大部分。《素问》的内容偏重中医人体生理、病理学、药物治疗的基本理论；《灵枢》主要论述针灸理论、经络学说和人体结构等。

　　2015年12月22日，60周年，指出“中医药学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说明中医药学是中华文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客观世界的规律——这是今天我们的用语，在中华古代的经典文献中，称之为道。最有代表性的，就是《道德经》。

　　在《道德经》中老子阐述世界的本原是道，这里“道德”不是指人的行为规范，而是论说人们怎样才能认识并掌握道。全书81章，约5000字，直接谈到道的有77章，道字出现74次，从不同角度阐述人们怎样才能认识世界的规律。

　  道在汉语系统中最初指道路，老子讲的“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就是说的道路。再向前进，走到尽头，道就变成为世界本原了。《道德经》第一章是全书的经纬，探索世界的本源。读了第一章，才能理解其他各章。第一章开始：“道，可道，非常道”，道可以用语言文字来表述，但用语言文字表述的道不是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名可以用语言文字来表述，但用语言文字表述的名不是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无才是天地的开端。无指空间，没有任何形象，所以说无叫做天地的开始。“有，名万物之母”，有才是万物的开端，有了具体的形象。老子接着提到，“故常无欲以观其妙”，人们用无去了解道的奥妙。“常有欲以观其徼”，用有去体会道的创造。“此两者同出而异名”，无和有都是道的表现。“同谓之玄”。“玄”是黑色，意味着深远幽杳，看不清楚它的细节。结论是“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这种玄妙才是天地万物产生的根源。

　两汉之际形成的道教，背离了《道德经》的本来思想，将其转化为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在中国道教中仍然可以找到科学思想的因素，不过这些大都和宗教联系在一起，被引导到追求长生不死的宗教信仰上去了，它和中国古代的科学精神并不相同。

    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不这样看，他在《西方科学的基础与古代的发明》中的一封信里说：“西方科学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德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令人惊奇的倒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都做出来了。”与古希腊不同，中国古代的科学和哲学充满求实的科学精神和辩证思维。

　　还要提到，20世纪研究中国科技史的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博士说过：“当希腊人和印度人很早就仔细地考虑形式逻辑的时候，中国人则一直倾向于发展辩证逻辑。与此相应，在希腊人和印度人发展原子论的时候，中国人则发展了有机宇宙的哲学，在这方面，西方是初等的，而中国是高深的。”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自然科学的发展经历了三次高峰。南北朝为第一高峰，以数学家、天文学家祖冲之，医药家陶弘景，地理学家郦道元和农学家贾思勰为代表；宋元时期为第二高峰，以法医学家宋慈，数学家秦九韶，天文学家、数学家、水利专家和仪器制造专家郭守敬，农学家王桢，木工理论家、木工机械设计和制造工艺的总结者薛景石，物理学家、数学家赵友钦为代表；晚明是最后一个高峰，以医药学家李时珍，水利学家潘季驯，数学、天文、历法、军事、测量、农业和水利专家徐光启，农学家、工艺学家宋应星，地理学家徐弘祖为代表。三个高峰的起伏间，众多科学家勇于探索、积极求真，他们的科学思想与中国特有的辩证思维相联结，成为中华文明中不可或缺的珍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