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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琳娜:我为什么要做《忐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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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年我跟着老锣去纽伦堡演出,纽伦堡每年夏天都有音乐节。那次去参加,我们是音乐节的第一场音乐会。演出是在他们特别漂亮的一个教堂里,教堂在二战时被打坏了,成了露天的了,没有屋顶,但非常漂亮。在那么一个有历史感,但是又被战争破坏的地方演出,是很有意义的。而且我们是开幕演出,还是很被重视的。



五行乐队在为纽伦堡音乐节排练

 

那场演出我紧张极了,因为“五行乐队”毕竟就演过三次嘛,半年没见了。我还是找不到什么时候该进来。他们都是分16小节,每8个小节是一轮,我们从来没有数小节的概念,我每次都听旋律,但每次即兴都是不一样的旋律,所以我永远都不知道我从哪进。不过,那场演出人来得很多,而且还是很受欢迎的。


演出完,第二天我们就开车去斯洛维尼亚。那是一个特别漂亮的城市,就在海边。那段时间正是音乐节,演出特别多。我们音乐会那天,六个人在台上,台下只坐了九个观众。我真的没想到,夏天音乐节嘛,天气很好也没下雨,为什么会没人呢?听说是在海滩另一边有重大演出。


我数了一下,台下有九个观众,而我们要表演90分钟,那个时候我明白了,可能人家对中国音乐真的没什么兴趣,也有可能是别的事把我们冲了。不管是什么原因,我们都要在舞台上表演完。然后特有意思,中间的时候老锣要调弦嘛,他让我多说几句话。我在台上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就说:“Myhomeland have many many money。” 然后老锣轻声地纠正我:“Mountains!Mountains!”那个时候我的英语特差。然后我就也赶紧纠正:“Mountains!Mountains!”


特别出洋相。我从来没有经历过歌手还要在台上讲话的情形,然后又是英文,完全不知道该讲什么,就是乱编,还编错了。这都是我原来不曾涉及的,以前在国内演出,顶多讲一讲,“大家好,我给大家唱什么歌”就行了。



五行乐队在斯洛文尼亚演出

 

那天我穿着老锣买的一条很性感的黑色裙子,出汗特别多,因为晚上热嘛。我唱《自由鸟》,突然唱到“哈哈哈哈”时,“啪”,裙子就要掉下来了,我就用手捂住我的领子,差点唱不上去。还好差不多到最后了,唱完我就跑老锣那儿,让他帮我弄一下。


那场音乐会挺出洋相的。但第二场没有像第一场紧张了,第二场发挥得好些,但人特少。我觉得跟“五行乐队”的演出呢,每次上台都是一次冒险。而且那个时候即兴的部分还是有的,不是全部是老锣写的谱,他还是给我们一个空间。我发现这跟中国的习惯不一样。比如说,中国的乐队,那永远都是伴奏的。所以怪不得在中国演奏乐器的人比较内向,因为他们不习惯往前站,也不习惯说话去介绍自己。歌手就训练得像我这样,在台上可以说说说说说,很会说,也很外向。特别是在戏曲里,绝对是角儿重要,乐队肯定是下一个档次的。


但是在我们这个音乐里是很不一样,每个人都是平等的。虽然我是歌手,我站在前面,但是他们每个人都有大段落的Solo,所以我站前面有时候是非常尴尬的。同时我感觉到我们是一个乐队,我们六个人是一起合作的关系,我第一次感受到乐队的概念是每个人都很重要。

 

我为什么经常接不进去乐队的节奏呢?因为我原来在民族乐团都是他们给我伴奏,他们都跟我,然后一个间奏我就进,是很简单的。而且过去都是独唱,我自己拿演出服,去一个地方自己拿演出费就可以了。现在是全部人都要一起,一起开车,一起吃早饭,一起去海里游泳,一起排练,然后在舞台上的时候我不能只顾自己表演,我抢了别人的光不行,该他Solo的时候我就要黯淡下来给他光,有时候你是红花,有时候你是绿叶,都很重要。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学习,很健康,是一种很好的团队合作精神。演奏跟唱是一样的,只是你是用你的乐器,我是用我的人声。这种角色转变也让我变得更会关心别人,顾及别人的感受,原来我很多事情确实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这是我从乐队的合作中学到的。


在我们去纽伦堡和斯洛维尼亚演出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其实我都在不断地学习。从德国回来决定走新的路开始,我就一直在重新梳理自己:我为什么要唱歌,我和歌又是怎样的关系。


2002年我到贵州采风以后,当年10月份又去了浙江台州采风,去听南北民歌大擂台。那时我认识了歌唱家王昆老师,她跟我说过一句话:“你要附身于歌,或者是歌附于你的体。”当时还有周吉老师,他现在已经去世了,他是研究新疆音乐最好的专家。他对我说:“不要千人一声,你要一人千声。”


这些话我都记在本子里,但那个时候我并不能真正体会它们,只是朦胧地感觉到确实要学习更多更多的声音,要从民间出发。所以2003年4月份,“五行乐队”从德国演出回来以后,我又一个人去了福建采风。



龚琳娜在福建采风

 

这次是第三次一个人去采风,在福建的漳州地区,漳浦市,开始学歌仔戏,那里叫芗剧。我到他们的芗剧团,每天学。当时我认识了两个人,一个是老何,一个是小蔡。

 

老何是七十多岁的老头,他唱芗剧唱得特别有味,他教了我好多唱段,像《丢丢铜》《卖药调》,这些都是他开始教我的,用闽南话唱。小蔡是拉四胡的,他特别年轻,比我还小。他作曲,拉胡琴,自己很向上。因为他经常给我拉琴,我来唱,老何来教,所以我跟他们俩成为很好的朋友,从早到晚在一起。我在那里待了一个星期,我走的时候他们都敲锣打鼓地送我走,他们都哭了。


这几次的采风除了让我学到不同的歌和声音外,也让我体会到人与人的交心。因为我到那里,对他们来说是陌生人,但是我走的时候他们都流泪。没有防备之心,大家都是那么淳朴。所以我想,我去采风,让我明白如果要在唱歌方面提高自己,不是要去拜更高的教授,去学校里学什么,更多的要走入民间。在民间不只学到了唱法,也学到了怎么与人相处,怎么去面对所有新鲜的事。


这几次的采风也让我开始有了自信心,所以后来唱电视剧《血色浪漫》里的歌就很好。虽然我并没有去过陕北,但是前面有过了采风的经历,唱《血色浪漫》里面很多陕北民歌的时候,我一下子就抓住了它直击灵魂的那种声音。

很多民歌只是唱法和味道不一样,但直击灵魂的那种方式却是一样的。而我们学东西,老要绕,比如说跳舞,要起个范儿才跳,为什么不直接跳呢。比如说古筝,把手提得老高才弹下去。其实民间的东西都很纯粹,“叭叭叭”就来了。所以我学到这些以后,有了后来比较自然的唱法。


但是我去学习其他声音的时候,我都不太意识到怎么用它们去唱新的作品。比如我唱陕北的民歌,我可以做到有这个味;我唱福建的,也可以这样。但如果用到新歌里面,就不会了,我抓不到,我不知道怎么融合。我想这也是原生态歌手或者戏曲人的一种问题,因为他长期就用一种方式,观念里也认为不可逾越。


我真正开始将采风学习的各种声音融合起来,是在德国练歌的时候,就是我们“五行乐队”纽伦堡演出之前那段时间。我从漳浦采风后,本来还要去泉州,想学福建南音,因为南音是最古老的汉族古乐。但是当时发生SARS了嘛,我就只能结束一个星期的采风,回到北京。结果北京几乎所有人都躲家里了,街上没什么人。我当时就跟老锣商量,他说你来德国吧。因为他又联系了7月份在德国的演出。本来老锣是准备5月份来北京跟我们排练,那现在这样不行了,只能我去德国。所以5月底6月初我就飞德国去了。

 

在那边练歌的时候就遇到这种问题,老锣说:“你为什么能唱那么多戏曲和民歌,但是一唱新歌的时候,你就一种声,你只有一种声。”我说:“歌是歌,戏是戏嘛,是两回事。”他说:“为什么你不可以把唱戏的那种声音,只是用那个技巧放在新的作品里?”我说:“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戏和歌,就是两回事。”然后他说:“我现在给你一个小时的时间,你就在屋里练,用一样的旋律给我出十种声音,一个小时以后我回来检查。”他把门一关,就出去了。然后我就对着墙壁,大哭、大喊。因为我觉得这根本不可能!然后就哭,哭累了就试试吧。


当时他给了我一段旋律,我就想,这次用小花旦,花旦的那种音色,可以。再用一次老旦,可以。再用一下秦腔里面的黑撒,就是黑头的唱法,哎?都可以啊!那几分钟我就通了!一下就通了,就转过来了。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意识到:天哪,那我们拥有的声音财富就太多了!原来我们在学校的时候总是听老师说,这唱法不科学,你的声音太白了,太直了。民歌直不直?那山歌,直溜溜地就出来了,你再给它卷起来,怪不得人家都说我们的民歌美声化。


所以这一下就打破了我的审美,到底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该怎么唱,该怎么学。这就印证了周吉老师说的“你要一人千声”。但是反过来你不光一人千声,你还要把这千声融合起来,为你所用。所以我就觉得我找到宝贝了,因为中国那么大,东西南北,方言、民歌就不说了,再说戏曲,那一个京剧里就有不同的行当,每个行当有不同的派,程砚秋和梅兰芳唱的都不一样,我学一辈子都学不完,我还迷信什么美声老师啊。


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开始意识到,我随时能找声音学。我就开始学评弹啊、学昆曲啊,研究它们的声音。比如说老锣新写一个作品,哎哟,我觉得这作品适合什么,我就去学那个,学了马上用。不行?不行再换一个。最后《忐忑》就这样出来的,所以《忐忑》有很多变化的声音,不是我生搬硬套地给它放上去的,都是有来处的,是我真正地融汇了各种唱法。

  图文整理:花花花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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