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冉事件︱春联里的赖和与历史上的赖和

▲2017年台湾“总统府”春联：“自自冉冉，欢喜新春”

今年台湾“总统府”春联“别出心裁”，选用赖和1915年的诗作《乙卯元旦书怀》前两句做为贺词：“自自冉冉，欢喜新春”，“总统府”12月30日发出的新闻稿还特别强调：“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总统府印制的春联文字取自台湾文学”。不过，台湾文学馆长廖振富随后在脸书发文（现已删文）质疑“自自冉冉”应为“自自由由”之误，认为前者是“前所未见且语意不通的词”；作家张大春与学者须文蔚等人也提出类似的批评。究竟是“自自冉冉”还是“自自由由”在网路世界引起两派对立，这个发展却也符合当代台湾特色：。

根据赖和的手稿，其原意应是“自自由由”。“总统府”把写错字的责任丢给赖和基金会，指称其所本是该会出版品印为“自自冉冉”，还一本正经地在新闻稿里为“自自冉冉”赋予“国家渐进改革、稳健转型的意象”，遭外界炮轰“文过饰非、屈辱先贤”。其实，“自自冉冉”的写法并非“总统府”所创，将错误都指向总统府便显得过于严苛。2009年北京台海出版社出版的《赖和诗文集》，收录该诗也是印为“自自冉冉”。因此，显然最早根据手稿辨识的研究者，就将“由”认成“冉”，从而以讹传讹，被两岸不同版本加以收录，又被其他研究者在此基础上扩大解释。

▲赖和《乙卯元旦书怀》手稿，首句应为“由”而非“冉”

更重要的是，执着于“由”或“冉”，，。当然，“总统府”特别选用台湾前辈作家的诗作，应该是值得肯定的。不过，“总统府”刻意透过春联的形式突出“台湾文学”，。长期以来，“台湾文学”被特别强调其中的“非中国性”以及历史特殊性，，就能清楚地看到“台湾文学”是新兴国族建构工程里不可或缺的文化阵地，且某种程度上更与思想意识形态阵地的“日本殖民统治肯定／赞美论”互为表里，相辅相成。

“总统府”选用赖和的作品，或许没有注意，。无论原作是“由”是“冉”，赖和无疑是日本殖民统治文化改造动员之下，坚持写汉文、作汉诗的代表人物，其作品的关怀永远站在受苦的人民立场，对抗殖民地官商政经的体制。

不只是赖和，我曾听一位高中老师提过一位计程车司机告诉他的故事。这位司机大哥说，他阿公教他爸爸汉字、汉文都是利用深更半夜，把汉字写在装番薯的麻布袋内层来读，天亮以前再把麻布袋翻回来；万一被发现偷学汉文，一定被会抓起来关，教的人还会更惨。这位司机先生父祖辈们在日据时期冒险教习汉文的故事，正好印证了日本总督府《警察沿革志》对台湾人的判断：“关于本岛人的民族意识问题，关键在其属于汉民族系统……属于此一汉民族系统的本岛人，，乃是不争之事实。”

“总统府”的新闻稿，将赖和尊为“台湾新文学之父”，却没有交代清楚“台湾新文学”在历史上的定位与价值。1948年杨逵在《新生报》“桥”副刊发表《“台湾文学”问答》一文，明确指出：“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环，当然不能对立”，“台湾文学是与日本帝国主义文学对立”。在此历史脉络下，日据时期的“新文学”的意义将更为明显，首先，它主要是以白话汉语为创作形式，而非方言拼音；其次，台湾新文学的思潮是与当时中国大陆五四运动为精神连带，旅居北京的台北人张我军就被认为是将“五四火把”引回台湾的“先觉者”。

1947年欧阳明发表在《新生报》“桥”副刊的文章《台湾新文学的建设》，就高度评价了赖和等台湾新文学作家，认为其作品体现了“历史的社会革命价值”，他指出：“台湾文学的第二阶段，是一个新旧兴替的扭转期，是一个台湾的‘五．四’新文学运动，它随着本岛台胞民族解放革命斗争，高涨的激励的转变而转变。同时也受祖国新文学运动的影响和刺激，因而以新文学革命的姿态去批评扬弃了过期的台湾旧的民族文学，加以新的发展”，依此便可厘清台湾新文学的性质，以及台湾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关系。

▲台湾新文学之父赖和

台湾新文学的发展，可以说是萌发于反抗殖民运动，成为文化战场的一支重要队伍。欧阳明在文章中强调：。它的目标是要求“民主”与“科学”。这目标正与中国革命的历史任务不谋而合地取得一致。。”台湾前辈作家王诗琅1978年的文章《日据下台湾新文学的生成及发展》，也有接近的评价：“台湾新文学是孕育于日本殖民地体制下的，；因此，他的基调本来就具有民族思想和民族意识，况且初期是在五四运动影响下以白话文为写作工具，性格极为明显，日当局忌嫌他们的民族思想，毋宁说是当然的。”这场具有反抗性质的文学运动，赖和与杨逵等作家是其中战斗不屈的实践者，其后所彰显出来的人民立场与抵抗精神，更是延续到光复初期台湾的左翼运动，由于当时的历史与社会条件，又促使与全中国的反战与革命运动结合为一。

赖和文学作品所代表的民族性与反抗性，，。这次挑起战火的台湾文学馆长廖振富，后来在脸书改口肯定“总统府”，并称：“我们应该思考：为什么大家对台湾文学这么陌生？……远因就是数十年的大中国教育，大家都没机会接触台湾在地的文学。大家都是受害者。”这段真心的告白，表示当政者并不在意历史真相，也无视于赖和真正的精神，靠着想像就把赖和推出来当“台湾文学”的门神，反映了赖和对当政者来说不过只是一个符号而已。

一张春联，透露出了历史的不幸。问题并不在于稻草人式的“大中国教育”，而是在于长年以来为了打造“新而独立”的国族，不惜站在殖民统治者立场扭曲历史的结果，以抛弃真实主体性的方式，来满足对于虚假主体性的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