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阿巴斯：电影越艺术，越接近破产

来源：新京报

导语

知名电影大师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7月4日因癌症在巴黎的医院辞世，享年76岁。曾凭借《樱桃的滋味》获得过1997年戛纳金棕榈大奖。此文是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生前来到中国交流时对于电影的解读。

【谈电影】 制作电影就像生小孩一样

记者：相比电影，你认为摄影是一种更为纯粹的媒介，这是否意味着摄影更靠近绘画？

阿巴斯：我想电影、摄影、绘画这三者之间当然存在区别，对我来说，当拍照的时候我们的义务是要讲述一个故事，这让摄影更为纯粹，但是另一方面，这种纯粹性并不是说完全没故事，事实上任何一幅照片最终还是在说某种故事———可我要说照片所透露的故事跟文学意义上的故事没有关系。摄影相对电影来说，没有后者那样强的制作性，作为摄影师可以更直接、更自己地创作。

作为一种艺术形式，我无疑喜欢摄影甚于喜欢电影。其实，电影也可以非常接近于艺术作品，可现实是电影越接近艺术，我们将越接近赔钱、越接近破产，因此,虽然两者有一些共同点，但摄影给创作者更大的自由度。

记者：你曾提出“未完成的电影”的概念，那么摄影对你来说也可以有个“未完成”的过程？

阿巴斯：以前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但是现在让我思考一下，电影制作的过程就像生小孩一样，要等待很长时间比如八九个月，出生以后还要办仪式来庆祝他的出生，以后每年还要庆祝生日。但是摄影就简单得多，按一下快门照片就会出来，这样就可以了，不需要很长的制作过程，不需要庆祝仪式，做展览的时候你只需要从很多照片中挑选出一些编辑在一起，比如在北京，展出的道路系列和雪的系列。

【谈摄影】 摄影师要比相机更重要

记者：这里展出的都是你的黑白摄影作品，但我知道去年你曾在纽约展出两个系列的彩色照片图片，你认为这两种形式有什么差异，你更喜欢哪种？

阿巴斯：彩色和黑白两者都是摄影，如果按照适当的顺序、环境展出的话，它们各有各的优点。但是我认为黑白照片比彩色照片相对更微妙一些，因为黑白照片不局限于报道事实———虽然它也会记录自然、人类和现实，但是它更为抽象，有更高的目标存在。正是因为它可以从表现色彩真实的责任中解脱出来这一点让它获得了更大的自由。

记者：追求技术成熟度的职业摄影师认为你的一些早期的照片的细节显得“模糊”，也许这是因为照片被放大的缘故。但是我仍然好奇你用什么相机来拍摄这些照片。

阿巴斯：我很想让你指出我的哪些照片是不清楚的照片，事实上你改变了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几年前我买了个很便宜的相机，用它拍了很多照片，可是放大以后有人说不清楚，所以我买了一个莱卡相机来拍。可是，现在我已经看不出哪些是那个便宜相机拍摄的，哪些是用莱卡相机拍的。也许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摄影师要比相机更重要，无论你使用便宜的相机还是莱卡相机，你都能进行自己的创作。

记者：你也使用数码相机？

阿巴斯：是的，我有时也会用数码相机拍摄录像，还有我拍过一组“绿色的风”的照片，也是用数码相机拍的。

记者：那你的照片和亚当斯（美国风光摄影大师）那样的传统风景摄影家有什么区别？

阿巴斯：我当然和他们有不同，即使就亚当斯本人来说他早期的作品也和晚期的不同。我们的共同点是对自然的关注，但是亚当斯似乎始终在拍摄一个主题，对那个主题非常忠诚。

一次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探索

记者：能谈谈你正在剪辑的新片《Shirin》吗?听说它将会出现在今年的戛纳电影节上。

阿巴斯：我拍的新片是一次非常特别、非常奇妙的经历，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式的，即使对我自己来说也如此特别。在说到这个电影之前我想给你讲一个笑话：一次，有个人坐在海边，他手里捧着满满一杯酸奶，一勺一勺地舀起来倒在海水里，傍边就有人过来问他在做什么，这个人回答说我正在做burbrige(某种用酸奶和水混合做出的食品)，另外那个人当然就嘲笑他说海水那么多，你这样一点点酸奶倒进去又能做出什么呢，但是这个人回答说我知道这很难，但是就因为这样，一旦我真做成了那会是多么大的成功啊。

就像这个故事一样，我冒了很大的险拍摄这个电影，但是一旦我成功的话，我就创作了多么伟大的一部电影啊，我想。

也因此，我对这部电影没有更多要说的，你应该看看它再说。如果你在北京或者别的什么地方看到这个电影，你就能自己判断我是否做出了这个burbrige。

记者：你的电影直指人心，并不需要多少解说，但是适应今天这个媒体世界，你总是要说话，而且你的电影总会被谈论和比较。

阿巴斯：我想我的电影跟那些更受媒体关注的大众电影很不一样，我们在做不同的事情。我所做的电影有观众，但是观众数量并不多，对此我有自己的预期。我们要适应这种状况，在当代文化环境中做自己可以做好的事情。

记者：听说你的儿子Bahman Kiarostami也是一个导演，还有自己的电影制作公司，我很好奇你们是否交流各自有关如何导演、制作电影的想法？

阿巴斯：是的，但是只是一个很小的公司，主要做纪录片。事实上，一开始他并不愿意跟我谈他的工作，但是现在我们互相说的越来越多。

第一部非母语电影

之前，有关阿巴斯的新片《The Certified Copy》（《合法副本》）以及法国影星朱丽叶·比诺什参演的信息已经传扬了一年多，2006年比诺什为此还到德黑兰拜访阿巴斯，成为继好莱坞明星西恩·潘（Sean Penn）之后，第二个于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后到访的电影明星，引起广泛关注。

阿巴斯原来公布的计划是2007年秋天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和圣吉米那诺（San Gimignano）开拍《The Certified Copy》，由法国公司投资600万美元，但是去年底又传出消息说要改在托斯卡纳拍摄。阿巴斯在北京透露，这部影片将在今年3月5日开拍，这也是他的第一部非语的剧情片。

根据之前他公布的剧情，影片讲述了法国影星朱丽叶·比诺什扮演的年轻艺术画廊主与一位中年的英国作家在一个艺术场合的相遇，然后他们一起去小城圣吉米那诺的故事，不过如今为了让演员交流得更为顺畅，已经决定要把英国作家的角色改成法国作家，而且目前没有决定除比诺什之外的角色由谁来演。事实上，来北京之前他还一直忙于选景、选演员。

虽然之前人们普遍认为《The Certified Copy》是他自2002年的《十》以后的又一部剧情片，期间他只零星拍摄一些纪录片，不过阿巴斯透露他正在后期制作的一部电影叫Shirin，这部秘密制作的作品也许会出现在今年的戛纳电影节上。另外，阿巴斯的一个剧本在刚刚结束的鹿特丹国际电影节上被法国电影公司Emi K2买下。

“跨界”导歌剧 比做电影容易多了

法国的埃克斯昂普罗旺斯音乐节（Aix-en-Provence music festival）去年邀请阿巴斯为他们导演莫扎特的著名歌剧《女人心》（Cosi Fan Tutte）,将于今年7月4日至19日演出八场。与他合作的指挥家是基地在伦敦的英国国家歌剧院和法国指挥家克里斯多夫·鲁塞(Christophe Rousset)。

阿巴斯说之前很多人曾邀请他来导演歌剧，“但是，我一直都认为歌剧不是我想要的，不是我的东西。四个月前，埃克斯昂普罗旺斯音乐节邀请我去导演《女人心》，一开始我决定拒绝，去开会就是为了劝说他们放弃这个邀请，没有想到的是开完会之后，对方却比我更确定我就应该是这个歌剧的导演。

让我接受邀请的，是对方传达的一个信息，他们说艺术是很抽象的，是精神层面的东西，就像乐谱一样，只要有乐谱在，具体用什么乐器可以商量，这就如同音乐和电影一样，他们本质上是相通的，而导演歌剧只是说改换了一下乐器而已。”

接受这个邀请以后，阿巴斯发现导演歌剧的经历是非常独特的，“我非常享受这个过程，虽然有很多限制，但是这也保证了工作方向”，此外，他觉得做歌剧导演要比导演电影更容易一些，“制作电影有很多东西、很多元素是需要自己去创造、发明的，比如说要选择演员、选择拍摄地点、要创作台词，还要做很多决定，所以这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

而做歌剧导演就和做电影导演不同，像上面说的诸如地点、演员、台词这些所有的东西都准备好了，所要做的就是怎么样让它们融合得更好，更融洽。这些元素如果是作为一个电影导演的话，这些因素都是要决定的。可是对于歌剧来讲，导演就像做白日梦一样，所要做的事情已经提前准备好了，你只需要将它们组织好。”他还在北京的座谈会上向在座导演建议，“如果有人请您做歌剧的话，您一定要接受，因为这个实在是太舒服了”。

持久多元创作动力来源？

我必须要强调的是，在我的生命中总是有一种元素，有一种很强烈的东西。从我是一个小孩子开始，我就不能够平息，不能够停止工作。这样的激情，一种创作力，促使我来创作艺术。我小的时候，这样的问题已经成为父母的负担了。但是长大以后我寻找一种方式，能够替我削减这种激情和创作力，那就是艺术作品，它是我的动力。

我想要说的是，在我寻找怎样能够抚平这种创作力或者说不能休息的动力，我想单单拍电影是不够的，因为电影有很多条件，每年一、两次这样的机会就已经没有了。

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来拍摄图片，摄影就是让我觉得既方便又有存在感的东西。

但是，拍摄也有限制，要有合适的地方，又要有很好的灯光，这些都限制了我的创作。最后我必须找到第三种能够平息的方式，就是诗歌。也是李宏宇先生已经翻译成中文的，这就像止痛药一样，在我需要的时候我就可以写，不管是在深夜还是在平时都可以写，在这里我能够找到平静。

作品动人与宗教文化无关

我的电影从来没有受过电影、文学、剧院，以及我曾经看过或者是吸收过的东西的影响。我所有的作品都是基于我的人生经验。我想说的是，作为一个观众，不一定要是中国人，或者是哪个国家的人，就是一个普通的人，作为共通的地方，我想跟宗教，跟国家跟其他的都是没有关系的。

我的作品都是从我内心产生出来的东西，跟任何的宗教，包括文化和社会都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我一直想追求，想得到的，是我自己的人生中本性的东西，如果说和观众之间有联系的话，我想我们都有一种这样曾经体会到的东西。我们之间有相似性，我的作品是来自于我内在的，由于我们之间有这种相似性，所以我的内在能够传达给观众。现在很多电影里没有一句实话，都是谎言。

记者手记：从巴黎飞来的人

当我把从北京街头买的《十》的DVD送给阿巴斯时，拍摄这部电影的阿巴斯显然并没有想版权问题，而是问哪里可以买，他也想买些送给朋友。

事实上，今天大部分人看阿巴斯电影都是通过这种“非正式”方式。就此，我联想到今天中国普遍存在的“非正式”状况，例如，之前崔峤策划在国内展出的文德斯摄影展也是同样的状况，跟艺术家的直接联系对促成展览发挥了关键作用，而国内的博物馆在资金、办事体制上和国外有很大的差别，按照所谓国际通行规则进行馆对馆的沟通往往失效。

这就是今天中国文化景观的一部分：虽然中国正在高速发展，但是社会、文化的丰富性和组织系统的有效性还很有限，阿巴斯这样的导演，在法国可以得到艺术院线的票房支持和《电影手册》的持续关注，也曾获得日本的文化大奖，在韩国环保组织赞助下拍摄纪录片，美国的现代艺术馆也曾策划他的个人展览，而国内并没有类似的“正式渠道”发挥积极的沟通、策划作用，显然，这不仅妨碍了阿巴斯这样的外国电影导演的进入，也同样限制了国内艺术家生长、进而走出去的可能性。

幸好，灵活的人仍然会从朋友圈、从地产商等等途径找到临时的、非正式的机制来解决问题。

也因此，人阿巴斯从巴黎飞到北京，也许正暗示了全球化时代文化交往上仍然存在某种“非对称状态”：欧洲和美国凭借过去积累的资本仍然拥有文化上的强大容纳力和生产力，保证了他们可以迅速地接纳各种信息和人物，而和中国这样的第三世界国家往往要通过“中介”了解、刺激出更多的交流。

有趣的是，阿巴斯在，也曾经借助体制内的机构拍摄影片，但是目前他也利用国际网络来制作影片，不过有些影片已经无法在发行，当地人也是通过盗版DVD来看他的电影。类似的，贾樟柯这样的导演，似乎正在走和阿巴斯类似的生存之路，只不过商业票房的压力似乎要比制作环境限制更大一些。

对导演、艺术家来说，能获得更大的自由度毕竟是好事，但是，没有人知道中国电影—文化－社会的容量限度和可能性到底如何，因为我们大多数人忙于应对眼前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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