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奇人：杨度

杨度：

      杨度师奉王闿运多年，旧学根柢颇深；数度留学日本，法政知识甚有基础。因此，在当时的留日学界，和归国服务的留学生中，都有非凡的表现。

　　戊戌变法和八国联军进兵中国对杨度的思想有一定的刺激，留学日本以后吸收新知，治学处世早已脱离王闿运的窠臼。

　　他能被推荐参加经济特科考试，证明他在新学上已稍有声名；留学日本活跃于革命派与立宪派之间，交游广阔，做了留学生会馆的总干事，证明他在留学界甚孚众望。这养成他孤傲的性格。

，以即开国会为第一目标。及即开国会成为立宪派的共同口号，不断运动要求清政府采行，。杨度虽任政府官员，仍坚持即开国会的主张。及清廷将九年预备的时间缩短为六年，部分立宪派人士感满意，杨度则要求缩短为三年，可以看出他在晚清新政中是激进的。

　　他的激进尚表现在他对新刑律的态度上，他为了新刑律的制定，，他在资政院为新刑律的理念作证，，在当时似乎没有别人做这些事。他以生命作注，为逋客梁启超乞求清廷赦回效命，尤为别人所不敢为。

杨度在晚清的新政中，亦如袁世凯，都是极力推动者。到民国建立后，二人均趋保守。袁世凯趋于保守的原因是自己成为当权者，杨度显得保守的原因，可能有如康有为，认为君宪可以救中国；亦可能袁对彼有知遇之恩，依袁的意旨行事，而且走得更远。

，，杨度则欲拥袁为帝。

　　杨度在清末倡立宪，虽标出满汉同源之说以却满人之疑，实以开国会、立宪法为第一，只强调“宪”的重要。揆诸实际情形，只要国会一开，，。

　　杨度于民国初年继倡君宪，援引梁启超国民程度不足之说，当时由于没有的疑虑，于“宪”之外，特强调“主”的重要。梁启超不因杨附和梁之旧说而赞同他，认为时地不宜，不可逆势而为，造成大动乱。

　　值得说明的是被杨度拉入筹安会的孙毓筠、刘师培、胡瑛、李燮和，皆有留日经验，可能真心支持杨度，具有留英经验的严复，则对参加帝制运动甚为勉强。孙毓筠、刘师培、胡瑛早年入同盟会，李燮和出身光复会，他们早年参加革命，主要也许是受主义的驱使，并不一定赞同共和。

　　君宪运动失败以后，。但何以在数年学佛之后，幡然改计，渐与革命派接近，？

　　可能的原因有二：（1）佛学中的无我主义使他有抛弃自己主张、再济众生之念。（2）在近代中国历史的长流中，共和革命压倒君主立宪，杨度深有领悟；，杨度当亦有所觉察。，正是俄国革命成功之时；，也许像许多那一代的人一样，是受了俄国革命的影响。

。，譬如民国初年曾在青岛、武汉为袁世凯做情报工作；，亦可能在为袁世凯做情报工作。晚清时期，纵横捭阖于立宪派和革命派之间，曾否为当权派做情报工作，亦值研究。

2000年1月，杨度先生的后代杨友鸿、杨友麒等，将他们珍藏多年的1896—1900年杨度日记手稿（3册）、“杨氏史例”（1册）无偿的捐赠北京市档案馆。
　　《杨度日记》不但记录了杨度早年思想变化、，同时也展现了他关于经学、史学、文学的许多独特的见解和他创作的诗词、文章、书信、对联等，、经济、文化的大致情况，极具史料价值和学术研究价值。整部日记用竖行的小楷写就，字体秀劲飘逸，是杨度早年书法中的精品。《杨度史例》是杨度晚年准备撰写的《中国通史》大纲，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杨度晚年的思想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