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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道君连线】学会“返利”,强化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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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人:

何鼎鼎

张   砥  北京日报评论员


何鼎鼎最近,三条与相关的新闻引人关注:一是据《中国统计年鉴2016》显示,2015年中国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仅为1.047;二是据卫计委发布的《中国流动发展报告2016》显示,1980年以来,东三省小学在校生数量减少超800万;三是湖北省宜昌市为实施“全面二孩”致信全市机关事业单位党团员,。不难发现,全国增长放缓,一些地方生育率趋低,增长停滞甚至已经成为发展掣肘之一。相应地,全社会的心态也在发生微妙的变化。


张砥:1.047,让不少人震惊,这意味着一对夫妻只生了1个小孩,远低于更替水平。有人质疑“全国百分之一普查”的抽样准确性,,但即使只看趋势,生育意愿的下降也是显而易见的。以前人们讲“三十而立”“壮而有室”,生育,是作为社会人的开始,但现在却变成了一种结果。有人笑谈,没车没房没户口,不敢生;没几十万年薪,不好养。最后,物质条件充盈了,思想准备到位了,却过了最佳生育年龄。扭转这一局面,单靠长辈的耳边风是不够的,光靠政策放开似乎也不够,关键要在宏观政策供给上形成合力,给予生育更多的激励与关怀。


何鼎鼎:“关怀”二字切中要害,关怀意味着政策不只是将当作红利,也要学会“返利”。从发达国家普遍经验看,“生生不息”的时代过去了,少子化是趋势,但这并不意味着调整生育政策无意义。中国能否跨越“低生育陷阱”,恐怕还要靠政策全面持续的对接与关怀。比如,为获得一个“二孩指标”,有银行的职员竟要排队好几年,其中显现出单位用人无奈与个人职场压力,如果没有实质性调和手段,生育积极性只会在无形中被挫伤。


张砥:从来都是增长的核心命题,但当我们谈红利时,也不单单指向规模。知识经济时代,一个国家的发展后劲,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和人力资本的积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问题不是生育率太低,而是如何培育吸附更优秀的人才。其实,政策从重“量”转向重“质”,同样会激发红利。如果结构之变能形成倒逼机制,促使我们从重物轻人式的投资转向投资于人的全面发展,从重数量轻技能的人才培养转向重视劳动者能力建设,就能锻造出一支适应产业结构变化的劳动者队伍,为实现更高质量、更高水平、更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何鼎鼎数量与质量,辨析很多年了,其实围绕增长的张力可以总结出不少,以至于有人说理解了问题也就理解了中国。你看,计划生育依然是基本国策,但劳动力短缺、失独家庭风险、老龄社会危机、城市竞争力衰退也因之而起。从区域差异看,特大城市疏解的压力很突出,但诸如东北等地防止的焦虑也已出现。我们的政策怎样更加完善?需要有差异化的政策吗?各种争论还很多。


张砥:归根到底,生儿育女是夫妻的事、家庭的事,也是社会的事、国家的事。生育管理是一门与历史有关,更关系未来发展的科学,需要全面提升各环节的治理和服务水平。除了简化手续,更要在产假制度、津贴制度、工作安排以及托育服务等方面及时调整、做出倾斜,最大限度消除人们对生育的抵触心理。一方面,要补齐短板,最大限度满足新增的公共服务需求;另一方面,要管控好可能出现的风险,加强出生动态监测,防止出生大幅波动。管理与激励双管齐下,才能把好事办出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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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崔文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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