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凯：治霾之难，难在何处？

天地人和     经世致用

戚凯

盘古智库研究员

从各方面约束条件来看，真正长治久安式的把雾霾问题彻底治理好，将会是一个比较艰巨而漫长的过程；这个观点是基于对中国的能源安全基本态势的考察而得出的。

从根本上来说，包括雾霾在内的一切环境污染问题，都源于人类社会活动超出了环境承载量。当前中国一方面背负着人口极为众多、发展极为迅速的事实前提，另一方面中国一直沿着传统发达国家能源消耗轨迹前行，这二者相加，在当前必然产生严重的环境污染压力，在未来必然是不可持续的。

缩小社会总体能源消耗量、大幅提升能源消费效率、厉行节能环保，是唯一的出路。

从能源保障与消费本身来说，有三个点。

其一，从人类历史发展角度来看，人均能源消费与人均GDP增长存在一个S型规律曲线，在工业化前段，前期一定是线性增长，除非人类社会生产生活方式发生根本性改变，否则这个铁律难以改变。

其二，资源禀赋是一国天然存在的条件，无法轻易改变。统一按照美国能源信息署的数据来看，近两年来，美国的发电量约为4万亿度，这其中燃煤发电为33%，天然气也是33%，核能20%；中国为5.2万亿度，燃煤发电站到了63%，水电22%，风能6%，天然气只有4%。中国“多煤少油缺气”的能源资源机构现状就是如此，天然气发电当然污染更少，但中国不仅缺天然气，而且就算足够用，价格也太高，当前东亚市场的天然气到岸价是美国本土价格的两倍左右，从经济角度来说中国用不起。

其三，能源强度虽然处于世界平均水平，但和世界先进水平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吨钢、火电耗能要多出15%，汽车燃油耗能高出11%，水泥行业要高出20%。与美国、日本相比，2011年按照购买力平价来看，中国消耗1千克石油创造4.1美元财富，美国则为7.1美元，日本要达到9.4美元。差距大，意味着提升能源效率、降低能源强度的空间很大，单位能耗降低了，总量自然也就下来了，污染压力随之就有降低。

从政策层面与个人感受来说，有六个点。

其一，政府的科普和宣传不到位，公众存在误解，特别是机动车限行这个问题上，公众误解非常大，认为机动车排放与雾霾毫无关系的观点非常盛行，对红色预警期间小客车单双号限行的政策非常不理解，也非常抵触。

 其二，工业企业有合法开工运营盈利的权利，在这个前提下，临时停产，是对其利益的损害，要考虑对其补偿或者减税；否则靠硬性施压的做法是不科学，也是不能持久的。

其三，环保监督也要思考，工业生产的游击战和鬼魅化，白天不生产，晚上生产。这个也是问题，环保局有多少人能看得住，怎么办？这也是一个问题。有没有考虑到环保局的腐败问题，地方政府财政压力问题，老百姓的就业怎么办，GDP怎么办？环境与经济，这个矛盾最突出，甚至可以说治理雾霾过程中事关成败的根本性因素。

其四，防治雾霾的社会参与度问题，一说到禁止露天烧烤，公众就要骂政府，但事实上北京有数万家餐馆、几百万户家庭，油烟排放其实不是个小数目。以台湾来说，餐饮业排烟的除污措施做得很到位，既有法律要求，也有民众参与。我们这边的情况，我描述一个真实的事实，违法的露天烧烤摊老板，一边烧烤一边抱怨政府对雾霾放任不管，这是个很讽刺的事情。

其五， 汽车排放环保检查的问题，过去要年检，但其实逢检必过，措施形同虚设，后面民众抱怨麻烦，就改成小客车六年免检，这等于倒洗澡水把孩子也倒掉了。可以考虑学习美国，要高度关注小客车的排放滤清器，强制要求定期检查、定期更换，同时把这个权力下放给社会上的车辆维护企业，让公众可以省心省事地完成检验与更换，确保尾气排放达标。

其六，新能源固然要发展，但现在一涌而起，反而带来很多麻烦，比如说内蒙的风电、各地的太阳能不能入网，巨大投资是浪费的。从这个角度说，与其开源，不如节流。能源消耗还处于限行上升趋势，只有提升了能源使用效率，才能把总量压缩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