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自己看作黄土地的一部分——雷榕生、雷平生访谈录

采访组：，他在日常工作中有哪些特点？他平时为人处事又有什么样的特点？

雷平生：梁家河这个村是一个姓氏比较多的自然村，家族之间、邻里之间、前后生产队之间，甚至兄弟姐妹之间，总有这样那样的矛盾，有时还挺复杂。担任村党支书后，在处理这些纷繁复杂的关系时，能够认真细致地给村民做思想工作，做说服工作，鼓励大家放下分歧往前看，团结起来，把事情做好。

刚上任的时候，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举措，就是在村里办了一个铁业社。铁业社当时请了王栓（梁玉明）的弟弟根栓回来打铁。他这个人黑黝黝的，身材高大魁梧，力气大，打铁的手艺很好，性格比较直爽，说话办事粗线条一些。他当时在文安驿公社集上打铁，把他动员回队里来打铁，做农具。

这样，村里在供应本村农具使用的同时，还能有一些创收，有些“活钱”。但是根栓回来以后，发现自己在梁家河打铁的收入不如文安驿高了，他就不太满意，想走。队里不让他走，他就要待遇，每个月要给他涨工分。他这个人讲话很直，好像八匹骡子也拉不回来的样子，还说了一些不太客气的话。

当时这个铁业社，是村里挺重要的一个产业，如果一下子就不干了，对村里的损失不小。这件事很快反映到那里，就要找根栓去做工作。我们都知道，这个人性格也是比较干脆利落的，讲话也很直率。根栓也是个很硬的人，两个人弄不好就要碰出火花。我们担心去找他谈，万一谈崩了，闹出点什么问题，铁业社就更干不下去了。但实际上，没过多久就笑眯眯地回来了。他说，把根栓的工作做通了。

原来，先是跟他谈，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谈得差不多了，又做他婆姨的工作，后来终于把根栓和他婆姨思想打动了，他表示还是留在梁家河，为村里的铁业社继续做事。这种情况下，当梁家河书记“开张”做的几件事里，铁业社这一件就落到实处了。事实上，他上任后做的每一件事都不是那么简单就能做成的，需要处理各种矛盾和情况，做各种细致的工作，才能顺利地把各项工作开展好。做群众工作很注意方法，也很人性化，从不采取强势、高压的做法，总是尽量做思想工作，把人的思想弄通了，心里疙瘩解开了，事情也就能顺理成章做好了。

还有一次，我和一起到文安驿公社赶集。那个时候经常点煤油灯熬夜看书，他原计划到文安驿去买些煤油，再买些烟。那时候我们经济上比较窘迫，手里的钱很有限，只能买最便宜的“经济烟”卷烟，9分钱一包，9毛钱一条。不成想刚刚到公社院外，我们碰见几个老乡，他们对说：“集上有个讨吃老汉，说是你爸爸原来的卫士。他从绥德、米脂一路讨饭下来到文安驿，听说你在这儿，要来找你呢！”说：“那我去看一下。”当时我也没在意。结果，过了一会儿，文安驿集上就轰动了，有从集上过来的人说：“刚才，，碰见了讨吃老汉，说是他爸爸过去的卫士。就把身上的钱、陕西省粮票、全国粮票，都掏光了，给了那个老汉，还把外套也脱下来给了人家！”

当时我听到这个事情，心头感到很震动，这是他的行为第二次使我感动。在那个物质极为匮乏的年代，粮票是很重要的。你要是有一斤陕西省粮票，买玉米面就9分钱，如果没有粮票，那就是另外的价钱，会贵很多。当时的经济也很拮据，钱和粮票并不多。我知道那时他家里也没有余力给他更多支持。那时已是阳历九十月份，陕北已经开始冷下来了，竟然把衣服也脱下来给了那乞食老汉。这样做，可以说是倾其所有、倾囊相助了。古人赞美慷慨助人仗义疏财的人有“解衣推食”之说，即：脱下自己的衣服让给别人穿，让出自己的食物给别人吃。而在自己身处困境的时候，仍能够做到对乞食老汉“解衣推食”，他的人格和胸怀令人感佩。

从集上回来在公社外和我们会合的时候，我问他事情经过，说：“那个老汉说他是我爸爸过去的卫士，我看他很困难，从绥德上面一路乞讨下来，心中不忍，就把钱和粮票都给他了。”我说：“你都给人家了？”他说：“都给人家了。”我说：“这下，煤油和纸烟也买不成了。”

回到梁家河，我再跟说起这件事，我问：“你当时有没有问那个老汉是真的假的呀？”跟我说：“他能叫得出我妈妈的名字，能说得上我姐姐的名字，此外还有一些事情，他说的也都对得上。”听到介绍这些情况，我就多问一句：“，他不会骗你吧？”坦然一笑，说：“我现在是个普通农民，他骗我什么？他不会骗我的。”听到这么坦诚地说，我十分感动，肃然起敬。对这位贫穷老人的这种理解、这种信任，这种古人所言“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的情怀，毫无保留倾囊相赠，真是常人所不及，也是难能可贵的。

，。

雷榕生：刚才平生讲到的这件事情，当时我就在现场。我的理解是，不管这位老汉是不是习老的警卫员，只要他是当时一起闹革命的老红军，从内心深处就很尊重他。当时倾囊相赠，一方面是因为本人的感情和胸怀，另一方面是因为这位老汉那么早参加革命，现在却落到沿街乞讨的境地，心里非常难受，也非常不忍。当时拿出所有的东西送给老汉，可以说完全是出于对父辈那一代革命者的尊敬。

采访组：“我现在就是个普通农民”，，他很自然地说出了这么一句话。？

雷平生：当时我们已经插队几年了，说自己“是个普通农民”，反映出他对农民思想感情的变化。他没有自称“知青”，而是自称“普通农民”，说明他已经完全把自己融入农民之中了。对基层群众、对农民的感情非常深厚。近几年，他一再强调扶贫要攻坚，扶贫要精准，就是因为他曾经就是一名农民，他很理解，很懂农民。无论是他当知青的时候，还是当大队书记的时候，他的目的都很明确，就是为人民服务。这和一些没有农村工作经验、没有基层工作经历的人的想法和做法是有区别的。只有在基层受过苦，知道百姓的所思所想、所需所求，才能够急百姓之所急、想百姓之所想，才能够有正确的工作方法，才能真正为百姓做实事、做好事。

雷榕生：不仅经常称自己是农民，也经常说“我们老陕”如何如何，可以看出当时他已经把自己看成陕北农民中的一员了。他从内心觉得，自己是劳动人民中的一员，是很光荣的事。

雷平生：有句话叫“人微言轻”，是说身份普通的人说话没有分量，不被人关注。但在这里，根本没有这回事，在他眼里就没有贫富贵贱的分别，他认为每个人都值得尊重。与人交流、谈话的时候，即使对方是再穷的人，他也全神贯注地听。凡是和他交谈的人，都会觉得心里很温暖。他不像有些人，见了穷人就扭过头去，熟视无睹，麻木不仁。我们村有位叫王翠玉的北京知青，：，没有高高低低，没有看得起谁，看不起谁，他待人讲话，总是面带笑容，总是很和气。这是很不容易的！”把自己看作农民，看作是黄土地的一部分，这个认识从他下定决心在梁家河大队挑重担时和我的一次谈话中也充分体现出来。

1973年后半年，在赵家河当社教干部，有一天他回到梁家河，吃饭的时候他问我对将来有什么打算。我说：“我还是想上大学。”当我问他的想法时，说：“我74年不上大学了。”我感到很突然，问他说：“74年招考工农兵学员，可是个难得的机会，你为什么不上了？”说：“我到梁家河毕竟好几年了，老乡对我不错，我不能就这么走了，得帮助老百姓做点事儿。”

当时正在赵家河村参加“整队”工作，地区革委会要求全区各县农村要“三变五番，大干快上”，很多事情正做得热火朝天，也积累了不少农村工作经验。他当时的想法是，离开赵家河以后，回到梁家河为村里做些实事，带领老百姓把粮食产量搞上去，为这片土地尽自己的绵薄之力。这个想法是正确的，但从个人角度来说，上大学机会也是很难得的。，周恩来总理通过做工作，促使大专院校招生政策有了一些变化，可以从基层招收大学生，我们这些知青就有了上大学的机会。当时的政治形势还是比较复杂的，未来招生政策很可能会有反复，1973年那年招生就因为张铁生的一封信，招生条件和方法就做了好大调整。如果哪天说不招生了，没走的人也许就走不成了。于是我劝说：“，你可要想好了，74年这是个机会。万一将来有什么变化，不再允许招生，你可就上不了大学了。”说：“走不了我就在这儿待着吧，我本来就是个农民！”

四十多年以后的一个机会，和我谈起当时他思想转变过程。他说，当年他思想上准备在陕北当一个农民，并非虚言。当他下决心回梁家河挑重担前，曾长时间躺在土地上，望着蓝天，下决心像父兄一样好好在农村干一场，这辈子就当个农民吧！

我现在分析当时的心境：一方面，他确实认为陕西是他的故乡，也是他的父兄战斗过的地方，觉得成为一个陕北劳动人民是很自然的事；另一方面，他对陕北这片土地已经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当时家里压力很大，，他们兄弟姐妹几个在政治上都受到歧视，天各一方。当时很多人都用异样眼光看他，但梁家河村民却毫无保留地接受了他、尊重他。他在黄土地上埋头苦干，老百姓对他很认可、很信任。老百姓保护他、爱护他、让他当家带领大家向前闯。他深刻认识到，是陕北老百姓养育和培养了自己，应该有所回报，要为梁家河做点事。

雷榕生：当时想留在陕北当农民，除了平生所说的这些因素之外，还有一点就是他迫切地想为这块贫穷落后的地方改变面貌尽一份力。因为1973年5月周总理陪外宾到延安，看到延安解放多年变化不大，老百姓生活还这么苦，周总理很难受甚至流了泪。这件事对延安的广大干部群众影响很大。改变延安的面貌，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是非常迫切的要求。当时受到的触动也很大，他觉得应该响应和落实周总理的号召，要对得起陕北的老百姓。

雷平生：确实是这样。当时生产队也需要敢想敢干、眼界开阔的年轻人带着社员们闯一闯。当时自己又有这个决心，想要挑这个重担。后来他也确实挑起了重担，给梁家河带来了巨大的变化。

……

（原载《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