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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金甫:医疗服务利益机制未解决,不能将趋利当成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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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医保总额预付等新付费方式搞得怨声四起。患者觉得医保为省钱而省钱不惜耽误患者看病医院医生觉得被限制刁难好像就是为了让他们少挣点儿钱医保同样委屈可该省、该管住的钱也没真管住多少。


看病贵看病难的锅医保背不起。主页菌今天推送人社部医保司陈金甫司长的一篇发言稿再次强调医院和医生逐利本不是坏事利益机制没解决才是问题。


另外陈司长也是本周六中心论坛的嘉宾主页菌的意思大家都懂吧?⸜(ّᶿധّᶿ)⸝



陈金甫

人力和社会保障部医疗保险司司长



谈不上说什么观点,对八年的医改谈几点认识:如何看待八年的医改?我觉得应该从发展和改革两个层面分析。从2009年以来,中国医药发展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应该说大喜中有忧,以前希望通过政府扶持没有实现的,在新的社会发展条件下实现了,极大的提升了中国医药卫生水平和服务质量。为什么说喜中有忧呢?结构发生了很大的问题,在门诊和住院的人数占比上,公立医疗机构的技术人员配置、资源占比均超过80%,公立医疗机构一支独大的状况加剧了,这样倒金三角的状况更加突出了,医疗资源服务量大幅度向上集中,向大城市、大医院集中,形成了大医院人满为患的“临战状态”。


为什么特别强调区分发展和改革的问题呢?我们应该知道,发展有它自身的规律,改革有需要解决的命题,着眼于发展回避改革的命题,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医改,有各种方案,有多种的机制,有各种的模式,基本上都是概念,拼盘,甚至回避了一些路径,回避了现实的问题。我们评价八年来的医改,这也是一个改革的尝试,要回到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我们到底解决什么样的问题,达到什么样的目标。


发展有它自身的动力,改革需要顶住一定的压力。所以,一般来说,在现代社会市场经济条件下,在资本充分自由和足够能量下,中国发展不应该是政府主要关切的问题,也不需要过度担心。恰是改革,要作为政府第一责任。


回顾一下医疗保险在医改中间走过的历程,医保跟医改不完全是一个概念,从国际上来说,医保跟医药卫生并不是区分得很严格。如果从中国的道路选择看,医保首先是作为一个社会管理的工具,社会危机管理的机制,它的第一目的是解决患者医疗费用负担,所以它是一个经济工具,一个社会政策。医疗服务,是从服务的供给侧来解决医疗服务市场的发展、医疗服务市场的规则、医疗技术的规范、医疗资源的配置。一个是经济的体系,一个是服务的体系,不完全是一个概念。


在医疗保险的制度定位中,功成教授讲了,它首先是一个供给的概念,它必然会带来一个分担的机制,这种分担的机制目的就是保证基金的平衡,实现可持续发展,这是它的内在逻辑,这个逻辑本身集中体现了一个价值取向,就是消费者价值取向。我是代表消费者进行一种服务的购买,对医疗服务来说,首先要维护的一定是消费者价值取向,它不能作为一个医疗服务补偿的政府基金,它一定是独立的准公共基金,是体现消费者价值的。


它要跟整个社会保障的筹资和支出、福利水平,跟整个社会经济发展整体平衡,不能过度缴费增加社会的负担,侵蚀经济发展的动力。从去年以来,大家对保险费率高的议论,充分反映了人工成本过高,必然会影响经济发展的动力。如果在社会经济发展中,不实现一定的保障程度,反过来会影响社会的稳定,破坏社会的秩序,影响经济的发展。所以,这个平衡不单纯是一个医疗保险补偿问题,它是一个社会总体经济发展跟社会福利的总平衡,是社会保险化解个人风险跟购买服务价格的一个总平衡。从这个角度来讲,全民医疗保险不仅全覆盖,不仅达到保障70%,不仅是对医疗服务的促进和发展,不仅是对医改的基础性作用,更重要的,它在社会管理当中称得上是世界先进的。


回应一下医改的新力量,与其说新力量,不如说两个概念,我们通过八年的医改,确实要研究医改的新的动力机制和新的思路,回到问题的本质上去,回到社会发展的目标导向上去。医改问题,既不是那么严重,也不是那么简单。为什么呢?中国的医疗服务较之于改革开放前,在解决人民的健康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以药养医也好,药价虚高也好,它还没有破坏整体的水平,当然这里面一个最大的动能是医保基金的支持,从这个意义上讲,,全民医保是中国卫生的基础。我觉得主要的问题是两个:中国卫生资源配置机制不配合。比如医院的规划,医疗资源技术的培植,医疗服务的补偿,全科医生职业路径还是按照临床医生去做,我国的全科医生永远做不出来,因为它是不同的技术培训体系,不同的利益形成机制。政府在这个过程中,应该做资源配置的设计和市场所不能解决的职业技术的支持,在这方面充分体现它的公益性。另外,利益机制没解决。所有发生的问题,都好像是医院的趋利,我一直反对,把趋利的东西当成一个罪恶的东西,我认为社会发展的动力,无论是个人追求他的职业,还是企业追求它的利润,资本追求它的增值,都源自于基本的人类发展的力量。如果说500多万的医务人员,几万家的医药企业,包括医药企业的新药开发,医院新技术的开发,医生追求价值的体现,如果抽取了利益的动能核,是没有希望的。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平衡好利益,是政府的一个利益规则的设置,而不是政府直接决定它的利益,这完全是两个概念。而我们现在恰恰做的是,你趋利了,做坏事了,我不允许你趋利,你的工资由我来定,工资的传统定价方式就是参照法,你不能高于郑老师多少,可以高于顾老师多少,跟他的价值体系有什么关系。我坚决反对参照性的定价机制。在这个过程中,要处理好公益性问题,公益性也是需要深入研究的,我们公益性往往是指社会发展的目标所需要的,而社会不能提供,所以需要政府来扶植,而不是指这个本身的公益性,一定是在实现这个事的过程中通过公益性的方法去实现,如果这个事本身是公益性,这是传统的思维模式。如果政府做这个事情,其他的不能做,必须采取政府扶植的方式。还有几个命题,比如基本卫生体系的公益性,基本卫生体系是不是都要公益性机构来做。如果这些基本的问题解决不好,很多重大改革措施是没有走向正确路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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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罗彤 林雍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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