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要｜钱理群教授新著《岁月沧桑》研讨会

2016年11月5日，“钱理群教授新著《岁月沧桑》研讨会”在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举行。该书作者、北京大学中文系钱理群教授与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以及台湾“中央研究院”等高校与研究机构的十余位学者与会。研讨会由北京大学中文系陈平原教授主持。

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是钱理群教授在过去二十年间主要关注的学术领域之一。早在1990年代，他就提出了“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三部曲”的写作计划，并在此后相继出版了《1948：天地玄黄》与《我的精神自传》两部著作，在学界广受好评。2016年，他的《岁月沧桑》问世。该书是他在这一领域沉潜十年的重要创获，也是“三部曲”的收官之作。

在《岁月沧桑》中，钱理群教授深入研究了沈从文、、赵树理、废名、王瑶、郭小川与邵燕祥等作家、学者在1950至1970年代的生命历程与精神际遇，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与启示意义。

陈平原教授在开场白中指出，举行此次研讨会，既是为了一本书、一个人，也是为了一个时代。钱理群教授在接下来的发言中介绍了其自2014年宣布“告别学术界”以来完成的三部著作（《一路走来——钱理群自述》《岁月沧桑》与《爝火不息：。他特别补充道，除去已经收录在《岁月沧桑》中的七篇长文，关于1950至1970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他还进行了陶行知、卢作孚、胡风、杜高、束星北、冯亦代与“大批判小组”等个案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赵园研究员围绕“当代史研究的工作伦理”问题展开发言。她认为，伴随着大量回忆录与1949年以来的各类“运动档案”的相继出版，当代史学界以及当代文学研究界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结合1990年代之后出现的相关研究著作，她具体讨论了应当以何种姿态与方法处理这批材料。她呼吁所有关注当代中国问题的学者都应当对此具有“知识上的兴趣”。对于《岁月沧桑》，她认为这是一部介于文史之间的学术著作，同时也属于广义上的非虚构写作，在叙述方式上尤其值得称道。而与同样进行这一时段研究的洪子诚教授以及她本人相比，钱理群教授的优长在于具有大的历史视野与学术格局，这点对于从事1949年以后的知识分子精神史研究至关重要。

《北京青年报》社编辑陈徒手先生认为《岁月沧桑》是一部典型的能够在史料中发现问题并以鲜明的问题意识照亮史料的著作。他通过具体分析书中的赵树理、胡风、顾准与冯亦代四个个案，展示了该书为学界贡献的新的论题与论域。作为同样关注这一时段中的知识分子问题的学者，他希望档案资料能够在相关研究中被更为充分的使用。

中国人民大学孙郁教授以“迷途中的坚守与坚守中的迷途”概括了《岁月沧桑》的基调与主题。他认为钱理群教授运用自身在鲁迅研究中积累的已经十分成熟的方法进入知识分子精神史研究，解释了这一领域中的大量以往不能得到恰当解释的问题。而尤为可贵的是，钱理群教授在写作时还能时刻将自己作为反思与逼视的对象，从不以某种“后见之明”的立场或者秉持一种简单的道德判断的方法来评价原本复杂与丰富的历史境况。他指出，以往将1949年以后的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的思路已经失效，，这一现象必须为研究者认真面对。邵燕祥所经历的曲折的思想历程与王元化的几度转向，就是其中的显著证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贺照田副研究员提出北京大学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为学界贡献了两种重要的学术思路，一是以陈平原教授为代表的学术史与教育史的研究方向，一是由钱理群教授与赵园研究员开创的知识分子精神史的研究模式。结合《岁月沧桑》，他具体讨论了精神史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他看来，钱理群教授从文学史研究进入精神史研究并非“转向”，而是一种“返本”，因为精神史内在于“文学”本身，不是一个专门的学术领域。他认为与二十世纪中国发生的时代巨变相比，中国没有产生可以与之匹配的大文学家与大思想家，所以既往的思想史研究的思路并不能够很好地回应二十世纪百年的历史经验。在这种情况下，精神史研究的作用便发挥了出来。

中国人民大学姚丹副教授认为《岁月沧桑》是一部“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研究的史诗性著作”。她十分欣赏钱理群教授在书中采取的叙述式的而非判断式的学术语言。与赵园研究员一样，她也强调了在该书处理的七个个案背后具有一种大的思考与关怀。

中国人民大学耿化敏副教授从党史研究的角度评价了《岁月沧桑》。他认为该书的核心线索是“与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具体而言，他认为该书具有四点重要突破。一是既有的对于1950至1970年代知识分子的研究著作大都站在知识分子的单一立场上讨论问题，而该书在此基础上还能兼顾的视角。二是该书揭示了在这一时期所有知识分子的命运都具有一种体制性的效应，在个案的“异”中也有更深层次的“同”。三是该书充分注意到了知识分子在1949年以后不同的历史时期中的心态以及与的关系变化，将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生动地呈现了出来。四是该书提供了大量丰富的一手材料，这对于当前的党史研究也有相当程度的启发。由此，他提出在知识分子研究中应当更多关注这一时期的政策研究与知识分子组织机构研究，只有将的文本与知识分子文本合而观之，才能做出更为符合历史实际的判断与论述。

，而具体个案的选择更是体现出了钱理群教授的“匠心”。该书七个个案分别代表了七类知识分子，但同时又都是对于这一命题的回应。他提出该书具有重要的当代意义，因为在当前学界，左右两种立场的学者在论述1950至1970年代的中国历史时更多地都是根据各自需要对于历史加以利用，而钱理群教授则最大限度地尊重了历史本身。他具体指出了《岁月沧桑》的三点学术价值。一是钱理群教授在使用史料的同时，并不排斥个人经验进入研究过程，这就避免了基于后设立场对于史料任意发挥的现象发生。二是钱理群教授真正贯彻了“了解之同情”的学术态度，一方面所有的研究对象都内在于他的思想世界，但另一方面他又没有以自己代替研究对象发声。三是史学不是史料学，比史料更为重要的乃是史识，而该书正是一部具有卓越史识的著作。

此次研讨会召集人、北京大学中文系贺桂梅教授在发言中指出《岁月沧桑》是钱理群教授的“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三部曲”中最为重要，同时也是学术难度最大的一部。。与一般的知识分子研究著作相比，该书在悲情之外，。她把钱理群教授所谓的“知识分子精神史”具体区分为“知识分子精神的历史”与“知识分子的精神史”两个维度进行分析。在她看来，对于前者的研究是既往知识分子研究的主流，该书也发扬了这一传统；但更为重要的是，该书深入到了研究后者，即知识分子的处境、心境与命运的层面，因此也就具有了一种人类学式的观察视野。《岁月沧桑》既打破了基于自由主义立场做出的知识分子受难式的历史叙述套路，也打破了部分左翼学者将1950至1970年代神圣化的论述格调。她表彰钱理群教授对于左右两派学者的不足都具有十分清醒的认识。

。他认为钱理群教授的学术研究具有一种“修辞立其诚”的品格与气象，已经从“压在心上的坟”成功提升成为了“立在心上的碑”，堪称“中国文化界的一面旗帜”。

陈平原教授在总结发言时同样肯定了钱理群教授的学术成就，并讨论了在使用检讨等档案材料时应当如何处理研究者的权利与研究对象的尊严之间的关系问题。最后他建议以此次研讨会为开端，北京大学应当加大对于已经退休的资深学者的关注力度，及时对于他们晚年的优秀成果加以认真回应，促成他们与年轻一代之间的学术交流与精神对话。

台湾“中央研究院”钱永祥研究员、北大中文系张丽华副教授、文研院工作委员韩笑等也出席了此次研讨会。

责任编辑：林斯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