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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郭英德:《红楼梦》中的社会悲剧 | 讲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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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郭英德          责编 | 海彦


 
郭英德,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兼任北京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中心、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等国家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的学术委员会委员。2000年被评为国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跨世纪优秀人才。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代戏曲、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古代文化、中西文化比较等方面的研究。出版《痴情与幻梦:明清文学随想录》《明清传奇史》等多部专著。


《红楼梦》中的社会悲剧,是通过贾府的命运展现出来的。在小说中,贾府是“昌明隆盛之邦”的“诗礼簪缨之族”,曾有过“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第十三回)的极盛时光,但这时却早已“渐渐地露出那下世的光景来了”第一回)。小说形象地展示了贵族大家庭贾府不可抑止地走向衰亡的过程,成为封建文化“夕阳西下几时回”的悲剧象征。小说写的是贾府在走向极盛的顶点时,就蕴涵着衰亡的征兆,而且极盛是表面的,衰亡是内在的,这就表现出一种对整体社会文化的思考,表现出整部小说思想的深刻性。

贾府鼎盛的局面,尤其是元妃省亲前后的描写,咱们不必多说了。那么,小说怎么从鼎盛中去写衰亡呢?小说是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描写的。

日常生活

首先在日常生活方面,小说的写法是从贾府的日常生活中揭示一个贵族大家庭经济收入的日益枯竭。经济一般地讲就是入和出两方面,若是只有出没有入,或者有大量的出却只有很少量的入,入不敷出,那么一个家庭整体的经济基础就动摇了,就处于一种衰亡的局面。

贾府的这种衰朽腐败,最明显地表现为日常生活的穷奢极欲,不着边际地花钱。小说为什么要从刘姥姥进贾府写起呢?这有很多层面可以解释,其中一个层面就是试图通过下层百姓的眼光来看贾府的穷奢极欲,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角度。如果仅从贵族的角度来看是看不出的,因为他们早就习以为常了,但是从刘姥姥的角度,用普通百姓的眼光看贵族家庭的穷奢极欲,那就可以看出贫富悬殊的极端差异。比如贾府一顿普通的螃蟹宴,要花费二十多两银子,刘姥姥感叹道:“这一顿的钱,够我们庄稼人过一年的了。”(第三十九回)普通百姓一年的生活费,在贾府一顿饭就给吃掉了。贾府拥有名目繁多的珍贵器玩,小说里说:“别讲银子成了土泥,凭是世上有的,没有不是堆山积海的。”(第十六回)贾府一家日常开支非常浩繁,像无底洞,流水一样地花钱。


日常生活已是如此,再有大的婚丧喜庆,花费就更可怕了,简直无以计数。作品写了两个大事件,一是丧事,一是喜事,丧事是宁国府的秦可卿出丧,喜事是荣国府的元妃省亲。秦可卿的一口棺材,就花费了千把两银子。元妃省亲时,单单买戏子和彩灯就花了五万多两银子。这五万多两银子是个什么样的概念呢?有人做过研究,在当时,五万多两银子可以买四万担的粮食,够一万人一年的口粮,也就是说一个人一年的口粮有五两银子足矣。而在贾府,一次性买戏子、买彩灯,就花了一万人一年的生活费,这不是极其奢华靡丽的生活吗?

 

贾府这么一种滥花钱的局面,他们的收入又是怎样的呢?小说第五十三回写了乌进孝的交租,贾府的收入主要靠的就是这个租钱。这是中国古代贵族家庭的一种经济经营方式。贵族家庭的府邸虽然盖在城里,但他们同时在农村又买了很多的庄园田地,雇佃农干活,派庄头管理,靠每年收租来维持家用。贾府有几方面的经济来源,首先最基本的经济来源就是田租,这是常项;另外还有皇宫额外的赏赐,因为元妃娘娘的关系,沾些天恩;第三个来源是几个人做官的官俸,但是仔细看,贾府没有一个人正经做官,都是挂个虚名,所以官俸来源几乎可以不计在内;再有就是放高利贷,贾府放高利贷也是常有的事,但是也比较少。所有这些方面的经济来源,最主要的就是田租,而田租根本不足以维持贾府的靡烂生活。

所以,贾府在经济上早已入不敷出,管家的王熙凤说:这几年“出去的多,进来的少,总绕不过湾儿来”(第八十三回)。要维持家庭,不得不靠变卖家产、典当,比如鸳鸯就曾经从贾母看不到的地方,弄出几箱衣服去当。一个家庭缺乏可靠的经济收入,这无异于釜底抽薪,很难维持那么大的一个局面。这是第一个方面,也就是冷子兴所说的“如今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第二回)。贾府外面的架子很大,府邸占地几条街,很排场,但是已经没有活钱了,资金周转不灵。当然再怎么没钱,也还是像刘姥姥所说的“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第六回),如果把府邸卖了,把家里的财产卖了,还可以维持生活,但那可是丢份子的事儿,贾府打死了也做不来。而且,不仅仅要维持自身的阔绰生活,贾府还要有各种各样的交往和应酬。有的王爷一开口,就要借万把两银子,拿不出来王爷还生气。可见要维持一定的社会关系,也必须靠大量收入。当没有大量收入时,就很难维持这个局面。

 

人际关系

第二个方面,贾府的衰朽腐败还表现在内部的人际关系上,家庭内部勾心斗角,尔虞我诈。这种勾心斗角、尔虞我诈表现在方方面面,在母子之间、夫妻之间、兄弟之间、妯娌之间……各方面都是矛盾。

母子之间的矛盾,主要表现为贾母和两个儿子贾赦、贾政之间的关系。贾赦是长子,贾政排行老二,一般情况下做母亲的往往喜欢小儿子,这是一种人之常情,当奶奶的喜欢长子,当母亲的往往偏爱幼子。所以贾母对贾政有很露骨的偏爱,贾赦连讲笑话都要讲母亲偏心的笑话,无意识地讲了这个笑话,才发现不对劲儿。其实他自己心里早就有这个想法了,不过是借着说笑话吐露心声罢了。

 
 
 

夫妻之间的矛盾,主要表现为凤姐和贾琏的之间关系,真是典型的“同床异梦”。夫妻两人各自攒钱,表面上恩爱得不得了,其实相互之间勾心斗角,尔虞我诈,表现出一种赤裸裸的经济利益的关系,金钱的关系。

兄弟之间的矛盾就更多了,比如贾赦和贾政、贾宝玉和贾环等等,也闹得非常激烈。贾探春是一个眼光敏锐的旁观者,她说:“一个个不像乌眼鸡似的?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第七十五回)家庭里面的关系不是亲密和谐的,而是你争我斗的,一个家庭在内部消解了自身的凝聚力,大家互相拆墙脚,没有人为了家族的发展、家族的巩固去尽心尽力,所有人都在考虑怎么从这个大家庭身上多揽一些钱,多揩一点儿油。这样的家族就是所谓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

 

“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这句话,在小说中出现了两次,一次是冷子兴说的,一次是贾探春说的“冷子兴”就是冷眼旁观的人发表的言论,他是旁观者清;而贾探春则是家庭内部的旁观者。贾探春说得最明白了:“可知这样大族人家,若从外头杀来,一时是杀不死的,这可是古人说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必须先从家里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呢!”(第七十五回)她讲了一个规律性的现象,不仅仅是指贾府,还适合很多集体性的组织。一个组织,尤其是相对比较强大的组织,从外部杀进来并不容易很快就造成混乱,而内部的动乱,先自灭,很快就垮掉了。这是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

贵族堕落

第三个方面,贾府的衰朽腐败还特别地表现为贵族子弟普遍腐化堕落,用冷子兴的话来说,叫做“如今的儿孙,竟一代不如一代了”(第二回)。这是更深层次的衰朽腐败。如果家庭内部相互之间矛盾争斗,但还都很能干,这还行,还能维持家庭的声势。但是像贾府这样,相互争斗,却都不能干,所有的智商、能力全部用来互相拆台,而不是用来发展家族,那么这个家族肯定要完蛋的。

贾府这个百年家族,可以分为这么几代人:最早的一代是打天下的一代,宁国公、荣国公。第二代是贾母的丈夫一代,已经默默无闻,只是守成的一代,但好歹还守住成了。这一代只剩下贾母一个人,贾母对自己有一个评价,叫做“老废物”,凡事撒手不管。在我们的印象中,贾母好像很老了,但实际上小说中写的贾母也不过才五六十岁,这个年龄的她已经只要享清福,只是想着长寿,别的一概不管。贾母原来是个非常精明的人,但是她觉得自己到了这个份儿上,应该享福了。


第三代是名字从反文的一代,包括贾敬、贾赦、贾政,分别是三种典型。宁国府的贾敬成天求仙问道,熬丹吃药,啥事儿都不干,整天地想长生,自个儿躲在道观里,从来不回家,最后吃丹药走火入魔,一命呜呼了。他心满意足地以为是升仙了,实际是丹药烈性太强,烧坏了肠胃。这是一种对自己的生活、对家庭都完全不负责任的态度,光想着个人的长生不老,这是一种典型。第二种典型是贾赦,他是贪淫腐败的典型。小说写了几件事情:一是抢夺石呆子的扇子,一是逼娶鸳鸯。通过这几件事情,写出贾赦的残忍、好色。在贾府中他算是长辈了,他的这种残忍、好色的品性延续下来,就是从玉字旁的宁国府的贾珍和荣国府的贾琏、贾环,他们完全是一路货色。第三种典型是贾政,世袭了一个官职,但游手好闲,成天带着一班子清客,像卜世仁、詹光之类,吟诗作赋,无所事事,缺乏实际的工作能力,也缺乏责任感。

第四代除了贾珍、贾琏、贾环以外,还有贾宝玉,从整体上看,贾宝玉也是对家族极不负责任的。再下面的一辈儿,贾珠的儿子太小,还没有显现出什么特色来,但是同一代人中的贾蓉,就是贾珍的儿子,已经可以看出来,跟他爹是一路货色,整日声色犬马,贪淫堕落。所以柳湘莲非常愤慨地对贾宝玉说:“你们东府里,除了那两个石头狮子干净罢了!”(第六十六回)

 

由此可见,贾府整个家族全烂透了,一代不如一代。整个贾府唯一在工作着的、支撑着局面的,只有王熙凤一个人,而王熙凤做事在很大程度上是在谋取私利,她真能干也真想干,但她是以谋取私利作为工作动力的。贾府后继无人,这样一个大家族是很难维持下去的。

盛极必衰

所以从整体上看,“盛极必衰”是整部小说的一个总体结构。还在贾府有着“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的外观时,秦可卿的鬼魂就清醒地提醒王熙凤说:“月满则亏,水满则溢”(第十三回);丫头小红就愤慨地说:“千里搭长棚,没有个不散的筵席”(第二十六回)。《红楼梦》小说揭示了这样一种历史辩证法——盛之极就是衰之始。而且在盛之极中所包含的衰之始,都是一些根源性、必然性的东西,一触即发,“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第五回)。这是一种社会危机,是一种整体性的社会危机。这种整体性的社会危机,小说通过对贾府的描写展示出来。

既然荣辱兴衰是周而复始的,是不可挽回的,那么,在这样的命运面前,人实在显得过于渺小了。第五回《红楼梦曲》最后唱道:

为官的,家业凋零;富贵的,金银散尽。有恩的,死里逃生;无情的,分明报应。欠命的,命已还;欠泪的,泪已尽。冤冤相报自非轻,分离聚合皆前定。欲知命短问前生,老来富贵也真侥幸。看破的,遁入空门;痴迷的,枉送了性命。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我们不禁要问,这是仅仅写一种家庭的现象,还是一种对社会发展前景的预感呢?历史研究有个特点,就是由果溯因,从结果来看原因。因为任何历史研究都是滞后的,是研究已经过去的历史。从由果溯因这个角度来看,人们得出一种看法,认为《红楼梦》表达的“盛极必衰”的感受,不仅仅指向贾府,而且是对整个社会、甚至于整个文化的感受。小说的作者是不是有这种感受,这是另外一回事。从我们现在来看,《红楼梦》小说的确带有一种象征意义,就是因为它具有一种前瞻性、预见性,它在中国封建社会最鼎盛的时期——乾隆时期,却预见到了中国古代社会、古代文化的衰亡。


本文选自郭英德《明清文学史讲演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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