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青眼里的阮义忠

阮义忠先生作为当代著名的摄影家，是少数被选入美国权威的《当代摄影家》一书的华人摄影家之一。长期以来，他坚持以人文主义的温暖视角，以超乎寻常的热情和洞察力，专注用镜头记录台湾社会和风土人情。除了自己的摄影作品广为流传之外，1990至2000年代他创办的《摄影家》杂志影响巨大，给国内的摄影专业人士了解国际摄影情况，架起了一座桥梁，因此被誉为“世界摄影之于中国的启蒙者与传道者”。

陈丹青先生是当代著名画家和文化人士，他早年以《西藏组画》轰动中外艺术界，成为颠覆教化模式、并向欧洲溯源的发轫，被公认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经典之作。留美归国后他任教于清华大学，后主动请辞，。当然，他更以众多文化著作及言论被大众熟知，透露出优雅而朴素、睿智而率真的气质，成为无数青年人的文化偶像。

今天，在第一届阮义忠摄影人文奖即将颁布之时，我们一起来看看终评委陈丹青眼里的阮义忠是怎样的，该文为浙江摄影出版社出版的《人与土地——阮义忠经典摄影集》序言之一（想购买签名版请扫描文末二维码），曾首发于《中国摄影》杂志。

向阮义忠致敬

陈丹青

过去十五年，中国大陆关注“ 世界摄影”，或我称之为“ 严肃摄影”的人士，若其年龄正在四十岁上下，那么，阮义忠的名字想必在他们心中无可替代——他是一位世界摄影之于中国的启蒙者与传道者，我甚至听说，好几位大陆摄影家将“ 摄影教父” 这样的尊称给予阮义忠。

倘若以上说法言过其实，那么，至少在我，阮先生是一位令人心悦诚服的老师。二十二年前当我去到美国，旋即淹没在浩如烟海的世界摄影集与摄影展览中。我被震撼、吸引，继而迷失其间；1980 年代末，我首次读到台湾雄狮美术出版、署名阮义忠的《世界摄影大师》上下册，详读其中每一篇文章，仿佛聆听教义、加入党派。从此，摄影成为我在绘画之外的“ 第二信仰”，在绘画的门户之外豁然望见另一宽广的视界，从中找到我面对世界、抱持勇气的坐标与照明——1995 年借台北展览的机会，我擅自寻上门去，在阮先生的编辑部与工作坊见到这位领路人，当面向他表示敬意。

中国大陆有许许多多艺术家、理论家、美学家、出版家、策展人，当然，还有为数不少的文艺名流。可是我们这里没有阮先生这样的角色。怎样的角色呢？我称为“ 单独行进的人”。

过去二十年，我有幸结识了导演侯孝贤、影评人焦雄屏、作家朱天文、美学家蒋勋、舞蹈家林怀民、诗人兼报人杨泽、画家兼评论家杨识宏、文化研究者陈传兴，还有我正在谈论的阮义忠—他们都是我所谓的“ 单独行进的人”。他们背后没有电影学院、电影协会、作家协会、文艺家联合会、美术家协会、摄影家协会……就我所知，他们青少年时代经历过宝岛的“ 戒严时期” 与“ 解禁时代”，但没有被“ ；他们大抵出过洋、游过学，接受良好的教育，有在“ ；他们之所以拍电影、写剧本、弄批评、出文集、组舞团、成立私人摄影作坊，仅仅因为个人的雄心、热情、才能与韧性。他们没有官方名分与管制，也未必获得社会的怂恿或理解；在他们的声誉和成就背后，大陆同行恐怕不清楚他们曾经何其艰难与寂寞，因此，这是最重要的一层：我们也难以设身处地地感受到他们的自由与独立。

是的，他们出自台湾，台湾因为他们，在过去二三十年间发生了当代艺术，但他们并不一定代表台湾。他们所能拥有并把握的只是各自热爱的艺术与事业，此外便是自己的名字。

因此，当我去年十月间在北京紫禁城国际摄影展与阮先生重逢，他与共同支撑摄影杂志的妻子是被主办方邀请的贵宾，、机构、组织的阵营中，就像在台北人丛中一样孤单。可是随即我看见好几位大陆著名个体摄影家绕过饭桌来到他面前，怀抱着个人对个人的敬意，请求签名与合影。那天，老朋友阿城第一次见到他，我真高兴听到阿城对阮先生说：“ 你也是我的摄影启蒙者！ ”

启蒙，“ 星星之火” 是也。经阮先生自20 世纪70 年代率而点燃，与他守护至今的，似乎便是他妻子与他在台北的那层楼面。我愿意相信在他之外，台湾本土有不少矢志于创建摄影文化的人士，大陆这二十多年来，也自有一群矢志于介绍世界摄影的研究者与活动家。然而，以孤勇与资金，草创据点，自成阵营，将摄影文化在岛内、大陆，及海外华语世界中的传播、深化、开展，作为志业而持久不坠，其创办的杂志品质与声誉竟远及欧美，使西方摄影文化人亦予见重者，恐怕唯阮先生一人。他的志业在台湾开花结果，我不是见证人，但我亲见90 年代大陆个体影人及影像作品的渐有层次、渐入佳境，与阮先生的书籍、杂志及相关文本的渗入与影响，大有前因后果之缘。而在大陆被湮没长达六十多年的北京摄影家方大曾及其作品，在《摄影家》杂志以专辑的形式得以全面介绍，也是靠了阮先生的法眼与热心——这些功德，阮先生当初哪里想得到呢！他只顾径自做事，一步一步向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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