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203-2 阎天 |《川上行舟——平权改革与法治变迁》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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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标题，正题发散、写意、寓情，副题收敛、写实、论理。正题“川上行舟”，源自《论语·子罕》：“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正如苏力先生所言，治学之人独立船头、行舟川上，是中国学术的“核心隐喻”。其意义有二：一是见水明德。治学要勤勉，一如川流不息、昼夜不竭。治学要创新，一如景物变换、时时不同。本书以勤、新为旨趣，积十年之功，从分合、新旧、土洋、虚实及官民五个角度，剖解平权改革与法治变迁。二是临水生情。川流不舍、日月不居，正如青春不再、先贤已逝，为学者当有追怀与感伤，更有承继与反思。于作者，本书回顾漫漫求知路，匡正己误、重新出发。于先贤，本书瞻仰其卓见、盛德、笃行，开示其遗产、激扬其遗志。川流百转千回，吾道一以贯之、无分昼夜。为学之道，莫过于变中守常、动中取静，勿追赶时髦、勿盲从外物。平权法这个题目，我从二〇〇五年开始研究，坚守了十年。在这个题目下，我完成了学士、硕士和博士论文，发表了十几篇习作，翻译了两本小册子，然后写了这本书。我见证了平权法学的宁静、喧嚣与落寞，我亲历了平权改革的兴起、猛进与彷徨。冯象先生尝谓：“改革开放这三十年，恰是新法治的开端，其寄生之曲折、影响之复杂、掩饰的策略、面临的困境，连同职业道德伦理责任的崩溃和腐败化为权利之崛起，正是一流法史的素材与课题”。我认定平权法便是先生所说的素材与课题。我用写作来铭刻正在发生的历史，理解前辈，观望来者。法学与史学是相通的。史学究天人之际，法学则探讨法政之界；史学通古今之变，法学则以中西之争统摄之。治学难，成一家之言更难！家父阎崇年先生曾追问：“一个历史学者，穷毕生精力，做学术论文，一年两三篇，不过数十篇而已。除去应时、应景、应急、应命之作外，真正能够观点新、资料新、论述新、语言新的新作、力作、佳作、名作，会有几篇？而论文中，几年之后，几十年后，几百年后，读之有用，品之有味，又会有几篇？”他在另一本著作中给出了答案：“十年磨一部著作，二十年磨一部力作，三十年磨一部佳作，四十年磨一部杰作，五十年则可能磨出一部传世之作。”我幼承父教，循规蹈矩，当真用十年磨出了一本小书。我还要继续磨下去。饮水思源，我要衷心地感谢十多年来的导师们：指导学士学位论文、并担任博士后合作导师的叶静漪教授，担任硕士研究生导师的王锡锌教授，担任博士研究生导师组长的葛维宝（Paul Gewirtz）教授，以及另外两位导师列娃·西格尔（Reva Siegel）教授和克里斯汀·朱尔斯（Christine Jolls）教授。是导师们引领我迈入法学的殿堂，并留下两行稚嫩的脚印。从二〇〇四年春天算起，转眼间便经过了一个轮回。我的法学殿堂从逸夫楼迁到电教楼，移到陈明楼和凯原楼，又飞到地球另一端的纽黑文小城，方回到未名湖的东岸。我是游子，但不孤独。十二年前，北大法学院宽容地接纳了我。六年前，学院送我跨越重洋。学成归来，张守文院长代表学院，微笑着与我伸手相握：“欢迎你回来做博士后！”——我回家了！在北大、在耶鲁、在母校之外，许多领导指引我，许多老师教育我，许多前辈和同道帮助我。我记得每一个让我温暖、顿悟和释然的瞬间。年齿渐长，我多了学友，还添了学生。我是为了你们而回来的！我回来了，有的老师却不在了。我想念蔡定剑老师、董德刚老师、孙晓宁老师、王天有老师。老师们，我回来了。我终于回家了。从此常伴亲人左右，用心生活。父母在，不远游。贤妻在，不远游。本文为阎天博士新著《川上行舟——平权改革与法治变迁》的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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