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鲜速递-青年现象】|程猛|向上流动的文化代价—作为阶层旅行者的“凤凰男”

摘要:凤凰男相关话题是当前中国社会讨论的热点之一。西方学术界也有一个与凤凰男相似的概念—阶层旅行者，指的是那些通过教育实现阶层向上流动的人。阶层旅行者形成了特定的心理特质，包括三重羞耻感、回报家庭的自然需要、对贤能主义的崇信以及容易生长出幻灭感。同时，阶层旅行也是文化旅行。阶层旅行者处于文化夹缝和人际交往的双重高墙之中，缺乏归属感并面临异化与自我疏离的风险。凤凰男作为中国情境下的阶层旅行者，造成他们被“污名化”的诸多负面标签实质上也是其心理和文化特质的一种投影。跨越阶层的向上流动过程并不圆满，即便是一段美谈，也要付出相应的文化代价。

关键词:凤凰男;阶层旅行者;向上流动;心理特质;文化代价

历经种种考验、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的农民子弟一旦在城市从事中产阶层的工作就突破了父辈原有的社会经济地位，实现了向上的社会流动。但刚刚走出校园、步入工作岗位的“农村大学生”们很快又陷入一个颇具负面含义的标签—“凤凰男”(人们经常用“山窝窝里飞出了金凤凰”比喻那些出身贫寒、靠自己勤奋努力走出农村、受过高等教育、在城市工作和生活的人。凤凰男往往指男性，但也有凤凰女的说法)。在村庄，凤凰男是被人欣羡的“别人家的孩子”。在城市，人们却对凤凰男有诸如“死要面子”“思想守旧和古板”“土气”“吝啬”“大男子主义”之类的刻板印象。王文龙称其为“凤凰男的污名化现象”^[1]。许多有关凤凰男的“经典”故事伴随着一个城市“孔雀女”(在网络上，把城市女孩统称为孔雀女，也有特别指那些在父母溺爱之下长大的城市独生娇娇女的意思)亲身的“血泪史”，正是孔雀女自觉悲哀的现实处境衬托出凤凰男身上存在的种种“缺陷”。但若是将凤凰男这些所谓“缺陷”映射出的心理和文化特质理解为一种被动的“污名化”，就忽略了这一群体成长经历的特殊性与个体的能动性。

凤凰男并不是中国社会独有的现象，那些通过取得高学业成就实现向上流动的社会底层子弟都是某种意义上的凤凰男。在西方学者的研究里，有一个与凤凰男相同意向的称谓:阶层旅行者(classtraveller)。文化社会学的代表人物马茨·特朗德曼(MadTrondman)对瑞典19世纪80年代“许多没有太多思考的短途阶层旅行者”进行了研究^[2]。他把通过教育实现阶层跨越的人称为阶层旅行者，阶层旅行意味着“向上的流动”^[3]。个体从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阶层跃升至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阶层是一场漫长的教育与文化之旅。

早在1960年，美国社会学家特纳(RalphH.Turner)就对社会向上流动可能造就的心理和人格特质表示出了极大的兴趣。“在竞争性模式下，人们由于无法确定自己是否能升迁而形成严重、持续的紧张心理。而在赞助性模式下，人们为了适应阶级地位的变换必须经常地改变友谊方式，人们遇到的更多的问题是如何克服障碍以学成精英阶级的价值体系。进一步弄清这些区别有赖于进一步认识美国的阶级制度。到现在为止，尚未有人研究过在赞助性模式下人格形成的过程”^[4]。在中国情境下，高学业成就的农民子弟一般历经农村小学、农村/县城中学、城市重点高中、重点大学的向上流动轨迹。这其中既有带有分流和选拔性质的赞助性流动，又有长期的竞争性流动。这种“向上的流动”或者说“阶层旅行”会锻造出怎样的心理特质，又可能会付出何种文化代价?梳理西方学术界与阶层旅行相关的研究成果，可以为我们理解凤凰男，即当今中国社会通过教育实现向上流动的农民子弟提供新的视角。

阶层旅行者共通的社会向上流动经历似乎使他们具备了一些相似的群体特质，美国关注社会流动的研究者们通过数据统计发现了一些端倪。比如，“总体来看，向上和向下流动的个体相比停留在工人阶级或中产阶级地位的人孩子更少”^[5];“向上流动的个体更倾向于投票给共和党候选人”^[6]，“向下流动的个体参加工会的比例低于那些父母就是工人的人”^[7]。但遗憾的是，以上研究都是基于统计数据的量化研究。伊丽莎白·希金博特姆和林恩·韦伯批评说:“之前的对白人男性的定性研究以及后面对个体教育与职业发展的定量研究都缺乏对目前情境下社会流动的主观体验的理解”^[8]。量化研究提供的数据结论虽然容易激发人们的好奇心，但没有回答阶层旅行究竟对个体心理和人格造成了何种影响。这一缺憾促使学术界对阶层旅行这一特定社会流动进程进行更细致的研究。

1.三重羞耻感

尽管阶级在美国是一个“肮脏的小秘密”，“因为它并不像性别和种族那么明显”^[9]。但正是在美国，涌现出了不少有关阶层旅行者的研究。理查德·森尼特和乔纳森·科布在《阶级的隐藏伤害》中根据一个实现大幅阶层跨越的银行经理人的访谈提出了一个重要概念:“阶层冲突的内化”，即“每一个人之间的争斗过程导向每一个人内在的争斗”^[10]。杰克·赖安和查尔斯·夏克瑞认为阶层流动意味着“阶层体系中的冲突会内化在个体的、实现社会流动的人身上”^[11]。通过教育实现阶层向上流动是一场漫长的旅程，求学过程中的种种文化冲突形塑着阶层旅行者的心理特质。因此，探索阶层旅行者的心理特质离不开对他们的学校和家庭体验进行深入考察。

社会底层子弟要想实现向上流动就必须与中上阶层子弟打交道，学会如何在中上阶层社会立足。但他们毕竟所能享受的物质条件不如中上阶层子弟，他们的原生家庭也不可能像中上阶层家庭那样传递一套系统的中上阶层文化资本。安妮特·拉鲁(Annette Lareau)通过长期对美国不同阶层、种族家庭生活的观察和访谈，认为中产阶级“协同培养”(Concerted cultivation)的方式相比于贫困工人阶级家庭教养孩子采取的“成就自然成长”(Accomplishment of natural growth)能够很大程度上让孩子在学校生活中占据优势。她认为:“对于工人出身的家庭和贫困家庭来说，他们在家中教养孩子的逻辑和教育机构的标准是不同步的。其结果就是，如果家长采取了协作培养的策略，他们的孩子看起来就获得了一种优越感，而像比利·杨内利，温迪·德赖弗和哈罗德·麦卡利斯特这样的孩子，他们看起来就在自己历经教育制度的体验中得到了一种形成中的疏远感、不信任感和局促感”^[12]。“可以说，尽管农村出生的读书人通过个人努力得以改变身份，但只要和出生的家庭还依存各种血肉关联，那份深入骨髓的卑微、渺小和人格的屈辱感，就会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13]。处于求学阶段的阶层旅行者在面对公共机构和中产阶层社会时容易手足无措，难以融入，产生强烈的自卑感。这便是第一重羞耻感。

这种对自我的羞耻感也会衍生出对家庭成员的羞耻感。美国学者迈克尔·格兰姆斯(Michael Grimes)和琼·莫里斯对45名工人阶级背景、身处学术界的社会学家进行了研究，发现“62%的被访者曾经因自己的父母、亲属，家庭或邻居而感到羞耻”^[14]。但同时，底层家庭子女又很清楚父母为自己的学业成功所付出的牺牲。这样来看，劳动家庭子女很容易对家庭，特别是父母形成爱恨交织的复杂情感。这种情感在劳动阶层家庭往往缺乏出口。劳动阶层家庭中父母对子女的爱往往行胜于言，不说“爱”，很少“拥抱”，少有事无巨细的语言交流，子女也在这个过程中失去了向父母直接表达情感以及倾诉生活细节的可能。

伯恩斯坦(Basil Bernstein)区分了两种家庭类型与相应的交流结构，一种是个人中心型家庭，一种是地位型家庭。“在个人中心型家庭中，成员的内心世界通过交流结构而可感知，因为这里的个人更容易受到干预和控制。在这样的家庭里，言语是实行控制的主要媒介。......就儿童来说，在地位型家庭中，他得到强烈的社会身份感而牺牲了自主权”^[15]。保罗·威利斯(Paul Willis)也对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家庭的亲子关系做过有趣的区分。他认为工人阶级家庭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尤其是父亲与儿子的关系)经常是竞争性的。对于工人阶级子弟而言，“他们的世界变得越重要，他们的父母就变得越不重要。男孩的成长和他日益增长的文化信心，通常把他置于同父亲竞争，试图在一定程度上支配母亲的位置上......尽管父子情深，家庭气氛中还是存在一定的张力，‘像老爸那样’意味着能够‘胜他一筹’”。而“中产阶级孩子与父母的关系不是竞争性的，而是依赖性的。家中的轴心与学校里的轴心如出一辙。在上/下层的关系中，知识和指导用来交换期冀中的尊敬。因为父母具有支持孩子的经济能力，这个关系尤其稳固......不是像工人阶级那样对独立自主的孩子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16]。对于社会底层家庭的子女而言，通过教育走上阶层旅行之路就注定了他们要成为与父辈不同的人。他们的父母缺乏这样的经历，也就不可能提供这一过程中学业和成长所必要的知识和经验，相比于中产阶级家长事无巨细的指导，底层家庭的父母们也容易显得对子女“漠不关心”。这很容易使得底层子弟在与中上阶层子弟的对比中产生自己的父母不如中上阶层同学的父母，自己的父母不够关爱自己的感受，进而衍生出对家庭成员的羞耻感。一旦阶层旅行者的父母和亲属出现在他们所生活的中产阶层圈子，他们便会很容易因自己家庭成员“不恰当”的言行举止而感到羞愧，担心被别人瞧不起。这是第二重羞耻感。

但我们不能忽视的是，个体不会安于对自我及家庭成员的羞耻感，也会对这些羞耻感做出反应。在威利斯的研究里，有志于通过教育实现向上社会流动的循规生“期望权力关系最终反映出的只是能力上的差别”^[17]。阶层旅行者容易把自己能够脱颖而出的原因归于个人能力出众并引以为傲，但他们还是免不了在充斥中上阶层精英的环境中陷入某种因家庭背景或缺乏中上阶层文化资本引发的自卑。从某种意义上说，阶层旅行者是自傲与自卑的矛盾结合体。一方面，他们会因自己生发出的羞耻感而感到羞耻。另一方面，阶层旅行者相比于中上阶层子女更清楚家庭对自己的付出，深知对自己的家庭成员，特别是父母应当感恩。但当他们为自己的出身或家人而羞耻，产生爱恨交织的情感时，又会认为这种羞耻感和怨恨是不应当的。自我道德上的压制带来“对羞耻的羞耻”，也就是第三重羞耻。这一重羞耻是最让人痛苦和煎熬的。

2.愧疚与回报家庭

拉鲁(Annette Lareau)在《不平等的童年》一书中分析了中产阶级和贫困的工人阶级家庭孩子与钱有关的不同体验。对于中产阶级孩子而言，“钱，永远存在却绝不提及”。而在贫困家庭，“对经济问题的讨论不仅很公开化而且还经常出现，孩子们很清楚家长能付得起什么，不能付得起什么”^[18]。这种发现非常富有洞察力。一“钱”一世界，从不同阶层家庭出身的子女对钱这一符号的意义建构中能够窥见不同的思维模式与精神世界。

伊丽莎白·希金博特姆(Elizabeth Higginbotham)和林恩·韦伯(Lynn Weber)通过对美国实现社会流动的黑人和白人的研究发现他们都有一种“义务感”(Sense of obligation)。“许多实现社会流动的美国黑人感觉到一种‘社会性债务’，即家庭在他们往上爬的过程中资助他们，提供了情感上的支持。”“当我们问研究中的白人，一般来说，你是否觉得自己欠自己的家庭太多?许多人都困惑地问这个问题是什么意思。而向上流动的黑人女性比白人更容易表达出一种对家庭的亏欠感”^[19]。其中一个黑人女性，职业治疗师卡罗尔·华盛顿(Carole Washington)说:

“我知道是我父母的努力才让我有今天。我知道他们没有放在其他家庭成员的精力，尽管他们确实想放在那些地方，而且他们希望。我觉得回馈给他们那些他们曾给予我的精力是我的责任。这是我自己想要做的，而不是一种外在要求”^[20]。

与此相反，菲利斯·乔(PhyllisCoe)，一个白人法官回应说:

“不。在一个家庭成长，我不觉得这是那样一种关系—那是他们的工作。我和我的儿子就是这样的。我当然爱他，但我不想他哪怕一刻落入一种觉得他亏欠我的境地”^[21]。

卡林顿(Carrington)的研究证实“经济困难的黑人妇女表达了强烈的培养和‘照顾’重要他人—配偶和孩子们的需要。他们经常在做能够提升自己的活动时觉得愧疚，不管是职业的还是个人的，而不包括直接或间接囊括他们家庭的活动。这种愧疚感在实现社会流动但又经济困难的黑人女性身上特别地体现出来”^[22]。无论在何种文化情境之下，社会底层家庭为了一个孩子接受良好教育所投入的财力物力人力是巨大的，底层父母所做出的牺牲甚至高于中产阶级父母。因而，底层子女对钱更敏感，即使父母不有意提及或者有意不提及，他们的学校生活也每时每刻都离不开对钱的记忆，而且总能很明显感受到家庭为自己做出的牺牲。同时，因为这种牺牲，底层家庭的父母们容易对其子女报有高期待，并自觉不自觉地在共同生活中向子女传递了这种期待。高期待的爱一定也是高负担的爱。阶层旅行者因家庭为自己求学所做的牺牲背负上了沉重的道德债务，这使得他们容易形成对家庭的愧疚感并“自然”地形成了一种回报家庭的心理需要。

3.贤能主义和幻灭感

社会底层子女要想通过教育实现向上社会流动就必须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遵循学校制度与教师权威，遵守学校官方的时间表，当一个“循规者”(conformists)。威利斯对此有深刻的洞见，他认为“‘技术工作’青睐招聘循规生......他们被那些掌握大权的人视为更不愿意接受现状、更具威胁性的群体。因为这些男孩还如同以前一样，习惯于学校或多或少地传讲给他们的那些平等、任人唯贤和个人主义的观念......因此，这些孩子更希望从工作中获取真正的满足和晋升的机会”^[23]。“循规者也许会发现，他们最终的职业‘体验’非常令人不满，而且对某些人来说，他们也许会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幻灭感’，而‘家伙们’却不会有这样的感觉”^[24]。图明(M.Tumin)曾提出底层工人阶级子女具有一种“向上爬心态”(mobility-minded)^[25]。

他们秉信贤能主义(Meritocracy)，不认可出身，最厌恶“拼爹”和找关系。循规者对于“任人唯贤”的崇信很容易因为在现实世界中受到挫折而发展出一种愤青感。遵循学校制度和教师权威、有志于取得高学业成就的循规者恰恰可能成为最大的反叛者。

斯蒂芬·木札提(StephenL.Muzzatti)和文森特·萨马尔科(C.Vincent Samarco)曾写道，他们“因成为专业学者而感到一定程度的矛盾”。一个杜克大学的教授曾问他们“你们认为你们很特别?你们并不特别”。斯蒂芬和文森特却坚持认为自己有着特定的“阶层自觉”，“对无根据和错位的学术精英主义感到恶心，瞧不上同事做出的那些不认错且傲慢的行为，蔑视那些来自经济特权阶层的人把教育当作一种应得权利和消费行为的观念，最终很大程度上不信任管理者”^[26]。说到底，阶层旅行者是以自己的阶层流动为武器挑战现有阶层秩序的人。当现实与“选贤任能”的原则相违背时，他们感到被欺骗、无力和无奈。

阶层旅行者的向上爬心态虽然能够衍生出强烈的上进心，但他们往往梦想远大而目标模糊，不像中上阶层子女容易满足于具体的职业目标。他们的梦想没有终点，容易带来严重的“成功焦虑”。同时，阶层旅行的路途需要坚强的毅力和有效把握每一次机会的能力。出身社会底层的阶层旅行者像是永远在等最后一班公交车的乘客，总是格外小心地面对每一次向上攀爬的机会。而中上阶层子弟像是等几分钟一班的公交车的乘客，能够更从容地面对向上流动的机会。反正，不管错过几趟，下一趟还有。由于这种向上爬的心态，在失败时，来自底层家庭的子弟更容易生长出幻灭感。

相比于停留在父辈原有阶层，实现向上流动是一条艰难之路。阶层旅行既是个体心理与人格特质的形成过程，也是不同阶层文化相互碰撞的过程。

1.缺乏文化归属感

彼得·布劳(Peter·M.Blau)区分了停留在原有阶层(stationary highs and stationary mobile)以及实现了阶层流动(upwardly mobile and downwardly mobile)的两个群体，他认为实现阶层流动的群体中的个体的“行为被预期夹在那两个静止的阶层中间”^[27]。海德维格·艾克瓦德(HedvigEkerwald)认为“一个工人阶级背景的孩子如果长大后成为上层阶级的人，在这样一个阶级穿梭者那里，两个阶级的文化将会相遇”^[28]，这种相遇意味着冲突、碰撞、取舍与煎熬。

通过教育实现向上流动的阶层旅行之路伴随着个体可能的经济和社会地位不断上移，但不能因此认为文化也会自然实现上移。这样的说法忽视了文化的特性、心理的特性和人的本质。首先，文化是具身的。文化和经济、，个人享有的文化就是他自身。“通过创造我们的文化世界，我们成为我们自己”^[29]，一个人不可能彻底告别过去的自己，也就不可能彻底告别过去的文化世界。其次，在心理层面，一个人无法告别记忆，也就无法告别曾经的文化。“记忆在不同的场合和环境下会出乎意料地出现。过去的事情可能已经遗忘，但是当现在与过去关联时，过去的事又会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30]。再次，人总是处于社会关系之中，个体可以逐步实现经济和社会地位的向上流动，但他的家庭、朋友却很可能还停留在原地。个体的向上流动带来群体关系的震荡不安。底层家庭子女通过阶层旅行可以获得较高的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但文化却具有相对独立性。“社会流动的个体经常纠缠于该忠诚于哪一群体，在不同阶级的文化里漂泊”^[31]。“跨入大学之门的寒门子弟需要不断面对所在场域的文化与自己原生家庭文化的疏离，在矛盾和冲突之中面对和融入城市中上阶层文化”^[32]。最终阶层旅行者成了在两种文化中漂泊的流浪者、挣扎于文化夹缝中的边缘人，难以建立起对特定文化的归属感。

2.人际交往的双重高墙

索罗金(P.A.Sorokin)认为“地位的改变要求相应的一系列的身体、心智和反应的适应”^[33]。通过教育一步步实现向上流动的个体不仅缺乏文化归属感，往往也容易在人际交往上面临困难，而且这种困难还是双重的。“那些社会向上流动者必须做到自己定义中的完美，接纳一个新的参照群体，拥抱中产阶级价值和愿望，花时间和‘正确的人群’相处。为了做到这样，强调独立、超脱、理性(经济驱动)选择的男性社会化过程会促使工人阶级背景的人远离他们的家庭和朋友”^[34]。阶层旅行者需要适应和学习另一个阶层的语言、价值、甚至是体态，这时横亘在他面前的是一堵由自己原生家庭所在阶层文化树立的高墙，他必须努力攀爬才能越过，获得另一个阶层的文化特质。“他们意识到为了获得更高的位置，必须摆脱目前的等级。他们会做出系统性努力，以便扔掉旧朋友和熟人，迁出原有居住的社区，远离旧邻居，变换所在的学校、教会以及俱乐部，包括更改他们穿衣、演讲、吃饭、娱乐的风格，以及所有其他一个人在日常用于界定等级区隔的要求”^[35]。

阶层穿梭的体验也会和种族的经验，具体的时代情境紧紧缠绕，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奥巴马(BarackObama)在上大学前夕一个要好的朋友警告他大学会让他“把自己的种族遗忘在门口，把自己的同胞抛弃在身后”^[36]。一个步入中上阶层的底层家庭子弟很可能在学校和未来的职业情境中神采奕奕、如鱼得水。当他回到原生家庭中，面对处于与自己不同社会经济位置的家庭成员，曾经努力习得的中产阶级价值和行为反而又成了一堵新的高墙，阻碍其融入原生家庭。对于阶层旅行者的父母而言，他们也会同样发现，虽然与子女身体上近在咫尺，但心理上横亘着万水千山。“父母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些影响，他们会因这样的结果而痛苦。像是移民的父母，送他们的子女去学校和大学，期盼他们能够‘成功’，但只发现他们是那么成功，以至于在他们和孩子之间有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37]。这样，备受他人欣羡的阶层旅行者就面临人际交往的“双重高墙”，他们不得不在两种文化和两种社会关系的夹缝中挣扎。故乡已经远去，家人变得陌生，充满归属感和亲密感的生活再难以找寻。

3.异化与自我疏离

在海德维格·艾克瓦德(Hedvig Ekerwald)看来，“不同文化在一个人的身上碰撞是异化与文化的最佳联合点”^[38]，他还认为这种异化可能导致西门(M.Seeman)所言的异化的第五种形式“自我疏离”(self-estrangement)，意味着“酬劳是在活动之外的”，比如“工人工作只是为了得到薪酬，家庭主妇做饭只是为了赶快做完，或者其他种类‘仅仅为了别人’的行动”，这样就很难找到能够“奖赏自己的活动”^[39]。阶层旅行者们往往习惯于通过主动付出获得肯定，通过满足他人彰显自我价值，在向上爬的压力和对成功的焦虑中难以自如地享受爱和生活。黄灯在谈到自己农村出身的丈夫时说，“丈夫和任何一个通过求学改变命运的农村孩子一样，在城市的生活从来就不以追求享受为前提，甚至用在他身上的正常开销，在他看来都是一种负罪，与生俱来的家庭阴影深深渗透到他的日常生活中”^[40]。

对于底层家庭子弟而言，他们很容易一方面形成道德化思维，对家庭充满愧疚感，有回报家庭的急迫情感。另一方面家庭出身又是带给他们自卑、甚至是屈辱的经历。父母“粗糙”的教养方式、带着沉重负担的爱又让他们对城市中产阶层家庭充满着向往。而这种向往很容易被个体视为对原生家庭的背叛，一旦涌现就会被认为是错误的，额外增添了自己的心理负担。同时，对原生家庭的愧疚感和回报家庭的心理需要也会让阶层旅行者倍感压力。因此，底层家庭子弟特别容易被对家庭爱恨交织的矛盾情感所困扰。

在原生家庭的生活实践中，底层家庭子弟长久地体验着“钱”的稀缺。节俭是生存需要，也促成特定的习惯和思维模式。中上阶层生活又是一种由金钱搭建、盛行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阶层旅行者很容易把自己目前的生活视为一种不恰当的享受并因此心生愧疚。如此，在中上阶层文化情境中被视为正常的消费和享受也会给阶层旅行者带来一定的心理负担。此外，底层家庭子弟原生家庭的相处模式、习惯和价值观与中上阶层有许多显著差异，阶层旅行的个体很容易陷入文化错位的情况，即在一种文化情境下显露出了另一种文化情境才被视为恰当的言行和价值观。文化形态处于夹缝之中的阶层旅行者免不了有错位的自我呈现并因此带来人际和情感上的负面体验。这样一来，阶层旅行者的情感、享受及文化形态就被自己加上了道德枷锁，陷入重重矛盾之中。

异化劳动是马克思提出的重要概念。人并不享受劳动，而是成了劳动的工具。霍赫希尔德(Arlie Russell Hochschild)认为马克思还在考虑更基本的问题，“人类为自己成为劳动工具而付出的代价”。为此他研究了服务业的从业者所进行的情感劳动(emotional labor)，比如空姐的劳动使得“劳动者和她们自己的微笑疏离”^[41]。南森·格雷泽(NathanGlazer)在总结异化概念时说，“......曾经紧密连接的东西分裂开来的感觉，价值、行为、期望咬合结成的无缝模子被破坏了”^[42]。威利斯曾引述了一位进入精英大学的农村女孩的个人体验:

“现在我也许能找到不错的工作，但是我迷失了。我不知道我属于哪里。我失去了自己固定的身份。我真的热爱我那无比美丽和静谧的家乡，但我知道我再也回不去了。我和家乡的社会有些不相容，但我也清楚地知道，我在北京也找不到任何归属。我对自己究竟是谁感到困惑。我是不同文化的混合物，但也不属于任何一种文化。许多中国的年轻人都和我一样，我们找不到归属”^[43]。

阶层旅行者也陷入了这样一个曾经紧密的东西不断陌生，陌生的东西又不断回归的循环。他们在不同文化情境中穿梭，情感、享受与文化难以定型，不断生产着疏离感。迥异的情感、价值与文化形态也迫使他们改头换面，自我陷入分裂，成了一副副生存的面具，真实的自己隐匿起来，不知归路。

凡勃仑曾在《有闲阶级论》中指出“由于刻意的模仿与系统的训练，可能使人们在体格和态度方面发生一种病态的或其他特异性的变化;人们就利用这一点来有计划地造成一个文化阶级，往往收到很圆满的效果”^[44]。但通过对西方学术界有关阶层旅行者的研究成果的梳理，我们发现跨越阶层的向上流动过程并不圆满，即便是一段美谈，也要付出相应的文化代价。凤凰男作为中国情境下的阶层旅行者，造成他们被“污名化”的诸多负面标签实质上也是对其心理和文化特质的一种投影。

对凤凰男或阶层旅行者的关注不能仅限于他们的心理特质以及付出的文化代价，更不能把这些看作是注定和先验的。“同样处于低社会等级、用同一种方式看待自己等级的降低、对等级也同样敏感的人却会有非常不同的反应”，“总的来说，意识到自己的地位对于生活在所有社会的人来说在各个层面都意义重大......但对于生存而言，享受他人的良好评价本身值得追寻，是对生计的一种保障。避免羞耻以及降级是世界各地的人们的一种强大驱动力”^[45]。阶层旅行者群体性的心理特质和所付出的文化代价并不是静态的，而是情境性和富有创造性的。他们不会安于自卑、羞耻或加诸自身的道德枷锁，而是有自己“独特的洞察”与“文化生产”^[46]，这等待更多细致的实证研究来丰富学术界对他们的理解。

程猛: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研究生

（图片来源于网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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