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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绍君—— 妙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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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个案与专题的研究


  新时期30年来的美术史学,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古今书画家、书画作品、书画著作的个案研究最多,也最突出。这篇短文,我想就个案与专题研究谈一点个人体会。

  80年代,,,争取思想与艺术的自由,我那时虽然已开始作齐白石、林风眠的专题,,宏观的谈论多一些。90年代以降,中国社会转型速度加快,主流意识形态发生了巨大变化,以市场化的现代大众艺术为主体的西方强势文化汹涌而来,民族文化迅速“他化”,出现了沦为西方文化“副本”的危险前景。出于对这一状况的忧虑,我思考的侧重点转向传统艺术在全球化语境下如何保持独立性的问题,与这一变化相应,我的研究重心转向近现代中国画的个案与专题。



齐白石《花实各三千年》 1937年作   立轴   设色纸本 177cm×48cm



齐白石 《高丽千年》 1946年作 立轴 水墨纸本  296cm×70.5cm


(白石老人画鹰,既有八大山人画鹰之风采与神韵,又有着强烈的个人面目。在其学生中,以画鹰着称的有李苦禅、王雪涛、吴作人等,从他们的鹰画中,都能不同程度地感受到白石老人画鹰的影响。从这画中我们可以体味和感受到白石老人画鹰造诣的精湛和其鹰画中蕴涵的深厚内涵。)



齐白石《芭蕉书屋》 立轴 设色纸本  180cm×47cm


  (在众多变体作品中,这幅《芭蕉书屋图》尺幅最大(六尺对开),所画也最为精到。齐白石的山水画,不是从古画中、前人程序中来,而是从他的生活体验与自然观察中来。

  这件作品的艺术处理也很别致:碧色的芭蕉全用淡墨勾画,让白描蕉叶占据最大空间,而以凝重的笔线勾画楼屋,形成以白托黑、以淡托浓的强烈效果。两座远山,一施赭红,一施花青,全用大写意没骨法画出,形简色艳,近乎符号化。这种画法与效果,在古近山水画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画家的大胆与特立独行,作品对形式感、现代感的创造性追求,足以令固步自封的画家们瞠目结舌。这让人想起白石老人的诗句:“胸中富丘壑,腕底有鬼神。”          ——郎绍君)


  个案与专题研究,以个别(画家、作品、问题等)为对象,从个别透视普遍。做个案与专题,要以“竭泽而渔”的态度搜寻材料,并从材料的梳理、核实中提出、回答真的而非假的问题。个案与专题作为历史研究,在方法上或偏于实证,或偏于解释,或不同程度地把实证与解释结合起来。20世纪前期的中国艺术史著作,重视美术文献的梳理归纳,但缺乏问题意识,较少有创造性的学理论述。20世纪50-70年代的艺术史著作,受到一体化意识形态的制约,轻视甚至抛弃史实与求证,甚至任意曲解历史,以为当下服务。新时期30年来,西潮涌入,思想解放,艺术史研究队伍迅速扩大,研究方法也迅速多样化:以材料梳理与文献考证为宗者有之;把艺术史放进一个目的论或决定论框架进行阐释者有之;重视直觉、经验、心理、情感,把研究重心从艺术客体转移到认知主体者有之;把西方理论语言学、解构主义、图像学、风格学等等方法,移植套用到中国艺术史研究者有之……,论著出版之繁盛,堪称空前。但学风浮躁、浅尝辄止、生搬硬套、抄袭杂拼之弊也相当严重。学界对此虽多有批评,但由于学术管理体制、评鉴体制、学术道德失范等等原因,这种学风有愈演愈烈之势 。


林风眠 《仙人掌盆栽》1964年作 彩墨 纸本  68cm×68cm


(注:林风眠是20世纪致力于中西融合的现代画家、美术教育家。擅长描写仕女人物、京剧人物、渔村风情、女性人体以及各类静物画和有房子的风景画。)


林风眠 《五美图》镜框  设色纸本 67cm×67cm


(注:林风眠笔下人物题材以仕女入画占多数,或凝思,或倚帘,或持莲,或鸣琴,或坐或站,配以衬景,却鲜见有相伴者。俪影成双在画中出现,似见于戏曲题材之剧目〈宝莲灯〉及〈白蛇传〉。至于「四美」簇拥,则在画家自沪移居香江方偶有创作,如香港苏富比于二零零四年及二零零五年拍卖兼引起哄动的两帧〈四美图〉,俱写于一九七八年期间。
  本幅以「五美」入图更属稀见。构图虽大同小异,但增添一人却调动了一贯横向的组合排列,令画中空间的深度及人物位置前后的布置产生变化,加强了层次感,画中人角色身份的主次关系随之显现。)



林风眠《荷花仕女》 20世纪80年代作  设色纸本  45cm×48.5cm


  章太炎先生曾有“审名实、重佐证、戒妄牵、守凡例、断情感、汰华词”之论,也许是治疗当下学风的一剂良药。但艺术是一个特殊对象,研究者要“守凡例、断情感”不大可能;材料是给定的,对它们的理解、组织、叙述和阐释一定含有主观性和时代特色。人对历史的认知带有某种无须验证的哲学与道德的假设性,而这是需要想象力的。艺术史研究尤其如此。历史研究虽可以从文物考古求得佐证,但主要是解读文本;美术史虽然同样重视历代文献,但它有大量作品传留下来,美术史家面对既是物质的又是精神的艺术生命体,可以直接去感受、体验、想像它们,而这种直觉、体验、想像会因人而异,带有一定的情感色彩。从这个意义说,艺术研究与一般社会科学研究有所不同。个案书写需要设身处地想象艺术家的生存环境与创作状态,需要细密的求证与逻辑的思考,也需要远离没有抑制的滥情。把思辨的历史哲学与分析的历史哲学、历史规律的探讨与历史现象的解释综合为一,也应成为艺术史方法论的追求。


陶冷月《池塘芦雁图》  立轴  设色纸本  165.5cm×79.5cm


明末清初,欧风入申浦,西洋绘画的光、色、透视等技法影响了中国的山水画,先见于吴石仙的烟雨,后见于陶冷月的夜月。


  历史不可避免地残缺不全,我们用以回答历史问题的材料必然有漏洞和局限,如果说“历史是一种探索”,这种探索就要求不断的、尽可能多的掌握材料。但材料本身并不是历史。探索者须有宏观的视野、思考的能力和恰当的方法,才能让材料活起来。我在作个案与专题时,常感到知识、理论与方法的贫弱。应急之时,只能临阵磨枪,边学边用。但我坚持明白则用,不明白不用,合用则用,不合用则不用,用得自然则用,不自然则不用的原则。方法重要,但方法发端于问题,问题不同则方法有别,从根本上说,问题本身比方法更重要。学习前人方法不能生吞活剥,削足适履,不能为方法而方法,因方法伤问题。如果在发现问题之前就预设和固化了某种方法,用既定方法去套充满个性与偶然性的艺术现象,就很难真正深入和解决问题。



陶冷月《虚亭鸣泉》 1944年作  镜心  设色纸本  124.5×60.2cm


(“陶冷月传统风格的绘画,被他中西合璧的画名所掩。实际上,它们既多又好,堪与其‘新中国画’平分秋色。”——郎绍君)


陶冷月《寒江月夜》 1981年作  镜心  纸本  128.5×66.5cm


1932-1933年,陶冷月应四川大学教育学院院长邓只淳(原暨大同事)之聘前往任教,此行,他吟咏写生、作画题诗。“这次蜀湘之行,饱游饫看,一路写生,留下不少画稿,成为其进入创作盛期的转折点”。——郎绍君


  历史长河由无穷尽的偶然和碎片汇流而成,人们的记忆淘汰某些东西本属自然现象,但20世纪的遮蔽和遗忘,:因为是“封建遗老”、“资本家”“地主”“右派”“保守派”“形式主义”“特嫌”等等而被强迫遗忘。一些被尊崇、被罩上光环的画家,在被夸大、神圣化的同时,也被弱化、遮盖某些方面。重新审视20世纪艺术史,努力做一些去蔽和重新发现的工作,势在必然。我写齐白石、林风眠、陶冷月、方人定、吴琴木、柳子谷、吴一峰、沙耆、赵春翔、郭味蕖、梁树年等等的文字,在帮助研究生和年轻朋友选择课题时,都有这样的动机。当然,愿望和效果未必能够一致,而去蔽也不是作翻案文章,在中国,翻案文章常常是另一种形式的遮蔽。



方人定 《祈祷》1937年作  立轴  设色纸本  114cm×65cm  


(注:方人定是岭南画派第二代具有代表性的重要画家,年少时喜欢临摹古画、吟咏古诗词,22岁开始随高剑父学画。由于聪敏勤奋,且长于理性思考,故而画艺进步神速,理论修养也高于同事的其他岭南派画家。)



方人定 《日暮途远》1945年作  纸本彩墨  87cm×96cm



方人定 《雪行图》立轴  设色绢本  68cm×85.5cm


  以综合材料、多媒体、新媒体为中介的现代观念艺术及其阐释方式的影响,以及一代年轻学者对传统形式主义论说方法的逆反,导致了一种只关心艺术外部关系、不关心艺术本体和内部关系的社会学方法的流行。这引起了老一辈艺术史学者的担忧和警惕,“台湾2002年东亚绘画史研讨会”突出体现了这一点。但中国的情况是,艺术史在多数情况下还被视为艺术创作的衍生附件,而非社会人文学科的一个分支,曾经有过巨大影响的庸俗社会学虽然名声扫地,却还没有充分译介并进而建立起包括马克思主义方法在内的有影响力的社会学方法。人们热衷于用时髦理论套用艺术现象,却较少在艺术史研究中对社会学方法进行探索性实践。因此,我们还需用心于健全和发展对艺术外部关系的研究。 另一方面,老一辈史家的警示也应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特别是研究中国美术史,不重视对作品的感受、对真伪的鉴定、对风格的辨识、对形式语言的透析,是无法入其门径,领悟其真谛的,在这种情况下,个案与专题研究就显得更为重要。


                                    2008年1月14修定


郎绍君、徐如黛夫妇二人



2016年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出版  《齐白石的世界》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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