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杨：医患共同决策让患者“代价最小，获益最大”

钟南山、郑家强、王辰三位院士出席医患共同决策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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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现在医疗资源分配不甚合理的局面，很多时候，医患沟通时间局促成了一个问题。

同时，在社会快速发展的今天，我们的医患沟通方式却还停留在几十年前，每天面对类似的病人咨询，医生有大量的时间是在重复同样的信息。

医疗资源分配不甚合理，导致医患沟通不充分

另一方面，在分科细化的背景下，一般大夫给建议时，更愿意推荐自己熟悉和擅长的医疗手段，而患者“货比三家”，除了在寻找适合自己的医生医院，其实也是一个碎片化信息拼凑的过程。     

怎样才能缓解医患沟通不充分的问题？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资深健康主持人、医患共同决策推动者安杨向我们介绍了国际上越来越被推崇的“医患共同决策”模式，它或许是改变医患沟通的一个切入点。

医患共同决策并不是一个新鲜的理念，20世纪70年代，美国政府首次提出“医患共同决策”的概念，呼吁重视患者在医疗活动中的自主性。

2010年12月，18个国家的56名专家在奥地利萨尔兹堡发表宣言，号召医患共同决策。

2015年6月17日，钟南山、郑家强、王辰三位院士与60多位医生患者共同探讨在中国推动“医患共同决策”，此次行动在当年人民网舆情评选的医患修复排行榜上列首位，做了八年健康节目主持人的安杨就是这次行动的组织者。

安杨组织的医患共同决策论坛

这次行动后，更多的中国医疗界专业人士开始关注医疗决策模式的变革，倡导医患共同决策。

医患共同决策是指“医生告知患者治疗方案的疗效、益处以及风险，而患者告诉医生他对疾病以及相关风险的看法和疑虑，甚至个人的价值观、经济状况、家庭职业等社会背景，最后，在医生的启发下，医患共同对医疗过程中的诊治等相关问题做出相对更加合理，更有益于患者的选择。”

当代社会，医疗决策模式已经不同于过去的家长告知式、知情同意式，正在向共同决策式转变。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变化？

安杨认为，首先是疾病谱模式从传染病为主向慢病为主的转变，在慢病模式下，很多疾病面临不止一种治疗方案，每一种方案又各有优劣，哪一种方案最合适，这需要患者参与决策，同时也符合医学伦理的基本原则。

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的进步，每个人的自我意识增强了，参与意识也增强了，尤其是涉及自身生命和健康的问题上，参与决策是患者的基本权利和需求，近日有学者提出“民主医疗”的概念，其中包含了医患共同决策的意思。

另外，随着知识信息获取渠道越来越便捷，也使患者参与医疗决策具有更大可能。

然而，随着医学技术的快速发展，治疗方法、手段更加丰富和多样，也无疑为决策增加了困难。

安杨自己关注“医患共同决策”也是从亲身经历开始的：几年前，78岁、多年糖尿病的母亲的踝关节痛让家人犯了难：踝关节要不要手术？换关节好？还是注射药物好？还是更加保守的方案？她向自己的朋友，北京最好的几位医生咨询，结果意见不一，决策依然很难。直到朋友为她推荐了美国一家研究机构的决策辅助工具，问题才迎刃而解。

这件事情启发了她：能不能在更多的领域借鉴这样的办法帮助患者？

在一个肿瘤患者群里，一个患者感慨触动了安杨，“治疗方法铺天盖地，却不知道哪种适合自己，就像掉到了海里，看见很多救生圈却抓不到”，个人经历和职业赋予的一点责任感促使她业余时间开始做一点推动医患共同决策的工作。

安杨结合自己多年与医患打交道的经历，提出她个人的建议：

• 很多疾病并不只有一种方法或者方案来处理，比如骨关节炎，做手术或药物治疗各有优劣，因此需要病人和医生一起探讨。

• 目前条件下，很多病的治疗手段根本连好的循证依据也缺乏，换言之，谁都不知道什么是最好的治疗方法。这样的话如果不跟病人把医疗的不确定性讲清楚，到了治疗效果不理想时，很可能会因为期望值的不对称而产生矛盾。因此在这些情况下，最好还是由双方一起讨论，再作出医疗决策。

• 目的主要在于提高生活质量的医疗干预，比如整形、减肥术等更需要注意共同决策，如果做不到锦上添花，也决不能雪上加霜。

• 当治疗有可能损伤甚至切除患者自身器官组织的时候，共同决策不仅是应该的，而且是基本的。比如乳腺癌中的保乳问题，直肠癌手术中涉及的保肛问题等。

医患共同决策不应该是一个理论被束之高阁，那么如何在现实社会中实践这一理论呢？

首先，从医疗专业人员或者医学传播者的角度，可以创造一些有效的传播工具和方法，让患者利用候诊时间，或者再次就诊时，进行“预习”或者“复习”，而不占用医生宝贵的就诊时间。

翻译自htth//optiongrid.org，仅供参考

   
当然，工具很重要，仅有工具是不够的，针对患者个体的背景考虑十分重要。比如一个文化程度不高的患者，能不能参与决策？如何更好地参与决策？

安杨举了一个患非小细胞肺癌的哥患者的案例，在治疗前，他如实把自己的经济状况告诉大夫，一共有多少预算用来治病，所以大夫在用药方面很替他考虑，包括他住院时间的费用等等。

安杨还特别提出很多时候医患共同明确治疗目标是决策的基础，例如对于晚期肿瘤患者和医生来说，过去更多的考虑在于延长患者生命，今天这些观念也在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医患把缓解患者疼痛当作重要治疗目标，其次是提升生命质量，在这两个基础上延长生命。

为了尽可能做出明智的决策，一定要以一种发展性的眼光进行判断，有灵活性的决策是最好的决策，允许必要的时候改变方向。

从医生角度来说，需要拥有更加开放的胸怀，容纳人们对自己观点的疑问，容忍医学的不确定性、医学以及我们认知的局限性。

从患者的角度来说，要明确参与决策不是自己当医生，而是让医生更加了解自己，自己也更加了解医疗的规律和局限，理性权衡后，与医生一道作出相对获益更大、代价更小的决策。

无论是医生还是患者，都要知道影响医疗决策的不仅仅是医疗知识，还有其他一些因素，比如环境因素、情绪因素等。

一个被鼓励信任的医生和一个被怀疑充满压力的医生做的决策习惯可能会不同，一个积极笃信的患者和一个相对消极喜欢质疑的患者决策也不一样，情绪平衡、逻辑清晰的人更可能作出明智的决策。

作为一名健康传播人，近年来，安杨也在反思我们在健康传播上的问题，比如碎片、无序，缺乏系统的健康通识教育、重知识和技术，缺乏合理健康观念的引导和人文关照，强调救死扶伤、起死回生，对医学不确定性和医疗局限性传达很少等等，再加上一些“伪科学”的传播、断章取义的不严谨表达，哗众取宠的标题党，常常让百姓感到困惑，如爱因斯坦所说：现代社会的一大特征是：手段的日益完善和目标的日益混乱。

而这些都有可能影响百姓对于医学的认知，进而影响决策。

所以，安杨特别强调健康传播过程中要注意：

• 理念传播与知识传播并行；

• 注重整体性和系统性，弥补“碎片化”传播不足；
  

• 正确把握三大衡量尺度：适度、温度、广度，最终从疾病的维度进入生命的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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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徐渊君 （据安杨老师会议文字整理）   

摄影|胡卫东

图| 来自于网络及安杨老师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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