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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志田︱清华国学院的独特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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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学堂古建筑

摘要：北伐前成立的清华学校研究院国学部，在文化立场上偏守旧，而学术取向则更趋新，有着与众不同的主动追求。主事者吴宓想办一个突破边界、融合中西的新式书院，通过培养“正直高明之士”来影响社会。他并无太多口号和宣传，尽可能以静默的方式推行其具有革命性质的变革。吴宓坚持讲授经史小学为主的“普通国学”与向西学开放的“专题研究”相结合的方针，以师生必须常川住院的密切接触方式挽救新教育体系下的师生疏离，通过分科以教授个人为主来颠覆西式的学科分类。这是一场小小的制度革命，最后以吴宓辞职黯然结束。

始建于1909年的清华学校大门，现在俗称“二校门”

五四新文化运动后，中国学界最引人注目的一个倾向就是胡适等推动的“整理国故”，不少人甚至以“运动”称之。这一后来引起较多质疑的“运动”，确曾一度风靡，大量老中青学者，都曾不同程度地参与。时在金陵读书的朱维之于1927 年观察到：“年来整理国故的空气，弥漫全国，老的少的，莫不以国学为大事。各大学争前恐后地设立国学门或国学系，各杂志也纷纷置国学栏。”

创立宗旨

陈丹青的画作《国学研究院》。左起为赵元任、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吴宓

作为整理国故事业的一部分，清华国学院的成立确实得到北大方面尤其胡适的帮助，然这一帮助不宜夸大。其实清华国学院有着较强的“东大色彩”———研究院主任是来自东大的《学衡》主编吴宓，先后任用的助教也常出身东大(如陆维钊、赵万里、浦江清等)。其所聘请的教授、讲师中，梁启超和王国维在文化态度上大不同于北大诸人，而赵元任和李济则在治学取向上与北大异，陈寅恪更是两方面都不与北大同。故清华国学院的与众不同，特别是其独特的主动追求一面，还略有可述之处。

吴宓自己一再强调：清华“研究院在中国实属创举，他校如北京大学亦设国学研究所，然组织办法颇有不同”；清华研究院之研治国学，“取材于欧美学者研究东方语言及中国文化之成绩，此又本校研究院之异于国内之研究国学者”。故像清华研究院那样“讲授国学之机关，在今中国，尚无有见”。以今日的后见之明看，这些话显然不是随意所说，在国学研究院的定位方面，吴宓实有其独立的看法。

也就是说，在吴宓的设计里，国学研究院既非过去清华那样的预科，也非清华正在开办的大学本科，又不是类同今日研究生院的毕业院，而是一个不与学位挂钩的独特机构。他恐怕是想办一个类似马一浮后来在四川乐山所办复性书院式的机构，即一个专门招收不计名利的有志之士，不授学位，以培养影响社会的高明人才为宗旨的新式书院。这一点似尚少为人所关注，却很可能是他从一开始就反复强调清华国学院之独特性的隐衷。

所以吴宓申言，清华国学院不仅限于清华本身，而是要“为中国养成通才硕学”。研究院治国学的取向，不仅要整理材料以成“历史的综合”，也要“探讨其中所含义理，讲明中国先民道德哲理之观念，其对于人生及社会之态度；更取西洋之道德哲理等以为比较，而有所阐发，以为今日中国民生群治之标准，而造成一中心之学说，以定国是”。最终还要达到让“中国对于解决全世界之迷乱纷争或可有所贡献”的目标。

吴宓等首先以西方模式来给中国的书院方式正名，明言清华国学院“略仿旧日书院及英国大学制度，研究之法，注重个人自修，教授专任指导。其分组不以学科，而以教授个人为主，期使学员与教授关系异常密切”。同时，“教授所担任指导之学科范围，由各教授自定。俾可出其平生治学之心得，就所最专精之科目，自由划分，不嫌重复”。他特别把“注重个人指导”明确为“研究院性质”的两要素之一(另一要素是相对虚悬的“研究高深学术”)。

　　梁启超稍后也申论说，“我们研究院的宗旨”，就是不满现代学校中“呆板的教育”，而想要“参照原来书院的办法”。他甚至说，“各教授及我自己所以在此服务，实因感觉从前的办法有输入教育界的必要”。换言之，梁氏来此教书，是有意要以旧入新，让传统融入现代。这虽未必就能代表其他老师，却是他自己想要从事的事业。他对当时学校“多变成整套的机械作用”深表不满，感觉“改造教育的要求，一天比一天迫切”，故带着“相当抱负而来”清华任教。其抱负即是拿“中国儒家道术的修养来做底子，而在学校功课上把他体现出来”。他计划以“清华做这种理想的试验场所”，要“在这种新的机关之中，参合着旧的精神”。尽管梁氏知道“想以一个学校极少数人打出一条血路，实在是不容易”，但他还是希望能“约到多数教员合作”。

在民初尊西崇新的流风盛行之时，也只有像梁启超这样著名的趋新者和一些留学生，还敢于为书院说好话。吴宓非常不喜欢的胡适，却是他真正的知音。胡适在 1922 年就提出，要“懂得了欧美高等教育制度史”，才“更能了解中国近一千年来的书院制度的性质与价值”。次年他在东南大学演讲，进而强调“书院之真正的精神，惟自修与研究。书院里的学生，无一不有自由研究的态度”。而清末改革把书院废弃，“实在是吾中国一大不幸事。一千年来学者自动的研究精神，将不复现于今日”

　　有意思的是，与吴宓用英国导师制来为书院正名相类，胡适也特别强调传统书院方式“与今日教育界所倡道尔顿制的精神相同”。他在演讲中四次提到道尔顿制与书院的类似，其中开头结尾两次更是直接以道尔顿制为他“不得不讲这书院制度”正名。胡适并说，“今日教育界提倡道尔顿制，注重自动的研究，与书院制不谋而合”。

而胡适描述的宋代书院类似“道尔顿制研究室”之处，正是书院内“广藏书籍，使学生自修时候，不致无参考书”；又“请有学者在院内负指导责任，来兹学者，如有困难疑惑之处，即可向指导者请教”。可知清华国学院的研究室与道尔顿制研究室的确有些“不谋而合”，而这又恰是往昔书院的特色。在一份大致写于同时的未完文稿中，胡适进一步谴责清末教育改革者“没有历史眼光”，竟然“不知道书院是中国一千年来逐渐演化出来的一种高等教育制度；他们忘了这一千年来造就人才、研究学问、代表时代思潮、提高文化的唯一机关全在书院里”。而这些革新者引进的欧洲学堂方式，反“不过是一种‘灌注’知识的方便法门，而不是研究学问和造就人才的适当办法”。这些教育改革者不曾认识到，中国“一千年演进出来的书院制度，因为他注重自修而不注重讲授，因为他提倡自动的研究而不注重被动的注射，真有他独到的精神，可以培养成一种很有价值的教育制度”。

宁静的革命

清华国学院于开办之初，“先设国学一科，其内容约为中国语言、历史、文学、哲学等”，这基本适应当时大学中流行的西式分科系统。然而该院既然“分组不以学科，而以教授个人为主”，实际抵消了初设的那几科。或因吴宓不事宣传而默默做事的风格所致，这一改革的要素还获得相当一些人的支持。如钱端升本主张根本推翻研究院，将教授划归各系为研究教授，而学生改称研究员；连他也提出，改制后“所招研究员，则以适合各个教授之嗜好为主，不必求一致”。所谓“不必求一致”，实际就是可以不那么遵从当时通行的西学分科标准。

简言之，在维持“经史小学”和“取材欧美”两方面，清华国学院都比北大国学门走得更远。故吴宓强调清华之异于北大，实非意气之争。他指责当时国内提倡国学之机关“或则陈腐，嫌其过旧；或则偏激，强名曰新”；他们“或则但务琐屑之考据，或则徒事浮华之词章”，大概后者指东大而前者指北大。他特别表示，类似“编查档案，征集歌谣，如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所为者，固亦有具相当之价值，而究未尽国学主要之能事”。在他看来，“国学”的急务，一是要整理材料以成“历史的综合”，二是要把中国传统道德哲理及对于人生、社会的态度与西洋道德哲理比较结合，以“造成一中心之学说”。前者以梁启超写作中的《中国文化史》为典范，后者以梁氏在清华讲授的“儒家哲学”为楷模。必“以如此目标讲授国学”，才是吴宓要办的国学院。

　　这是吴宓在国学院面临改制甚或废止时提出的见解，他处处强调梁启超，部分也因为包括王国维在内的其他教授讲师都不赞同自己的发展计划。其中一个核心，就是吴宓坚持国学院要继续讲授“普通国学”，而张彭春则主张国学院“只作高深之专题研究”，不再教授普通国学。结果王国维、赵元任和李济都支持张彭春的意见。吴宓本以为王国维会支持他，因其最初在院内开会时“未置可否”。待得知王氏也“主张专题研究”后，遂感“研究院内外如此，事不可为矣”。

　　这次关于专门与普通的争议，是清华国学院内部的重大歧异，其中既有人事的因素(牵涉到校长位置的异动)，更有学术取向的不同。大体上，王国维、赵元任和李济本为治学而来，偏于提高的一面；而梁启超和吴宓却有着更深远的寄托，故不能忘怀于普及。这里的普及，不是今日一般人理解的那样把专业知识以易懂的方式扩散到非学院读者层面，而是如傅斯年所说，群众对于学术的爱好程度，不仅关系到学术本身的兴衰，更牵涉到“民德”的升降。吴宓办这样一所书院式的机构，正着眼于此。他清楚地指出：“讲明国学”的目的，就是要“造成正直高明之士，转移风俗，培养民德”。

吴宓对“普通国学”的不肯放弃，与他对国学院的定位直接相关。只有从吴宓对国学院最终要整合中西文化以“造成一中心之学说，以定国是”的宏大目标着眼，才能体会到他坚持“普通国学”与“专题研究”相结合的深意。前述考试科目中“经史小学”与“普通国学”的对应置换，以及“专题研究”向西学的开放，最能说明两者既有所分工，也是互补的。而其意义，正体现在两者并存的前提之下。所以，校务会议通过的研究院发展计划，仅偏重高深之专题研究，与他“所怀抱之理想及始初对于研究院之希望，适相反背”，他只能以辞职应对。

　　当时吴宓自己的感觉是，其主张“上厄于强有力者，中不合于教授，下沮于学生”。造成这样四面楚歌的状况，不能说没有技术层面的失误。他与张彭春性格不合，办学取向也相异；但两人都相互承认对方是有抱负的干才，也基本出于公心，两人也都为这次涉及权力的竞争付出了不小的牺牲(张被迫离校，而吴亦脱离研究院)。事过境迁，如果当初彼此都迁就一些，清华国学院的前途或许就不一样。

　　不过，此事背后有着更深层次的因素。那时中国通行的新学制虽尚未真正成形，却已成为一种既存的体制，具有相应的。任何制度的改革，即使是在一个小范围里，仍近于革命。前引梁启超所说“以一个学校极少数人打出一条血路”，是非常形象的写照。吴宓是否有这样深度的认识，即他在进行一场小小的制度革命，尚难确定。但他确实尽可能以静默的方式推行其改制，终因各方面的原因(包括学生不能放弃对“资格”的追求)，不得不以辞职的方式，黯然结束了这一次小小的革命尝试。

　　尽管如此，清华国学院想要与众不同的独特追求，充分展示了“国学”的宏大包容性，也最大限度地揭示了“国学”名目之下的歧异。被今日很多人视为同道的清华国学院教授和讲师，特别是在吴宓定位中向西洋东方学开放的“专题研究”层面，其学术认知和学术取向其实并不那么一致，甚至可以说很不相同。而国学院学生所受影响，也主要来自今人不常提到的梁启超，而不在今人动辄提及的王国维和陈寅恪(相对而言，王国维影响更大，陈寅恪则较小，赵元任几乎没什么影响，李济的影响当时不显，后来则产生出潜移默化的发酵作用)。这些内容，都还有探讨的余地。一方面，那时很多偏向创新一面的机构和个人仍在对“什么是国学”进行界定，借此表明自身认可的特定“国学”之学术旨趣。另一方面，也有人感到这样无休止的不断界定相当费力不讨好。傅斯年后来回忆，从1927 年开始，“有一派少年文史学者，颇思大规模的向新的方向走”。他指的就是从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创办，两者都与那时许多机构不同，明确摈弃了国学的认同，展现出一种新的走向。这些方面的发展，也只能另文探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