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说到要害上了

    产业政策该不该存在？》（2016-11-10），这样的讨论当然不是毫无意义的，至少还允许不同意见的存在并能将之公开。

    但在吴敬琏看来，产业政策争论只关注了现象层面。

    吴敬琏说：

    日本在1970年代就开始执行一套产业政策。在二战后初期和1960年代的高速增长时期，产业政策表现出它很多积极方面的作用。但我们没有注意的是，在高速增长时期所采取的这类产业政策，早在1970年代日本国内就进行了反思。在1980年代初期，以东京大学的小宫隆太郎教授为首的一批经济学家组织起来，对日本的产业政策进行了全面的总结。

    他们经过两年多的工作，在1984年出版了一份研究报告。这份报告站在现代经济学理论的高度，对产业政策的理论基础和实际内容、执行后果，进行全面的回顾和检讨，得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产业政策由于允许政府可以随意挑选赢家与输家，从而加大了政府被庞大的利益集团所俘获的风险。

    应该说我们在接受日本经验的时候，由于缺乏批判性，缺乏理论的高度，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出现了一定的偏差。

    而在国际学术领域中，对产业政策的研究已经有了很多新的进展。在小宫隆太郎他们编的那本书里面就可以看到，他们认为产业政策是需要的，在什么情况下需要呢？主要就是在出现了市场失灵的时候，用产业政策来弥补市场失灵。

    后来的研究比“弥补市场失灵”更进了一步，就是怎么能够通过政府的产业政策来强化竞争。比如说201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法国经济学家让•梯若尔，他开创的产业组织学第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用公共政策来控制市场失灵和强化竞争和约束。

    但是很可惜的是，我们因为忽视对基本问题的研究，所以就不能够与时俱进。我最近看一些关于产业政策的讨论文章，他们所讲的产业政策都是日本在二战后初期和高速增长时期那个产业政策，这一套产业政策是无效的甚至是有害的，这已经不是一个问题了。现在人们讨论的产业政策已经是另外一类的产业政策，但我们的讨论都没有涉及，这是很不利的。

    为什么官产学各界较多地关注现象层面的讨论，而没有更多研究这些现象背后本质性的、规律性的基本问题？

    吴敬琏认为：要研究基本问题，才能够提出有效的建议。怎么才能够在基本问题上取得进步呢？这就要开拓思想市场。

    诺贝尔奖获得者科斯在他100岁的时候，就是2011年在北京的财经论坛上做了一个视频致辞，他说，如今中国经济面临着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缺乏思想市场，这是中国经济诸多弊端和险象丛生的根源。

    思想市场的发展，将使中国经济的发展以知识为动力，更具有可持续性。更重要的是，通过与多样性的现代世界相互作用而融合，能够使中国复兴和改造其丰富的文化传统，假以时日，中国将成为商品生产和思想创造的全球中心。（《“假以时日，中国将成为商品生产和思想创造的全球中心”》2016-11-10南方周末）

    吴敬琏关于开拓思想市场的意见说到要害上了。我们通常不争论，尽管内心并不认同，但担心争论会伤害感情；我们极少思想交锋，尤其是上下级之间，似乎一交锋就会有损权威；我们有意无意地追求表面上共赢的一团和气，哪怕一团和气的背后往往是两败俱伤甚至一团糟；我们也不大熟悉“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运行模式，屡屡走极端；我们缺乏观念碰撞的文化氛围和体制机制保障……总之，开拓思想市场确实是个亟待破解的课题，用那句人们耳熟能详的老话说“它的意义怎么评估也不过份”。

    不过，“假以时日”的预期虽然无可指责，却还有点空洞：吴敬琏只是说“你们中的一些人或许将有机会看到这一天的到来”，但没说多少时日，才会达到这样的状态？也没有说实现这样的目标，需要具备哪些主客观条件？我们在主客观条件方面，还存在哪些差距呢？采取哪些措施，才能有效地缩短以致消除这些差距？当然，也许这是另一个宏大的主题，在一次发言中很难深入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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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郭，退休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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