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杯白开水的挚友

我记事以来的第一个女性朋友，是保姆奶奶的一位邻居，我叫她大荣姨。

那时候我三岁，生活在北京。大荣姨是中学生，有一张圆脸，两只细长眼睛，鼻梁两侧生些雀斑。我不讨厌她，她特别喜欢我，经常中午来保姆奶奶家，自愿哄我睡午觉，给我讲些啰唆而又漫长的故事。那些故事全被我遗忘了，至今只记得有个故事中的一句话：“他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什么叫“狮子路口”？三岁的我竭力猜测着：一定是那个路口有狮子。但我从未向大荣姨证实过，因为每当她讲到“十字路口”时，我就快睡着了。    

我弄懂“十字路口”这个词的含意是小学以后的事。在上学、放学的路上，每当走到十字路口时，便会想起大荣姨故事中的那句话。这时我已随父母离开了北京，离开了保姆奶奶和大荣姨，但我仍然愿意在假期里去北京看望她们。

小学二年级的暑假，我去看望她们。奶奶添了不少白头发，大荣姨也已经是大人了，在副食店里卖酱油——这使我略微有点失望。我总以为，一个会讲“十字路口”的人不一定非卖酱油不可。见到她时，她正坐在一个马扎上编网兜，用红色透明的玻璃丝。她问我喜欢不喜欢这种网兜，并告诉我：“这是专门装语录本用的。北京的很多女孩子都在编织小网兜，然后斜背在身上，或游行，或开会，很帅，正时兴呢。”

那时的中国，人手一册《语录》。我也有一本，觉得若是配以红玻璃丝网兜背在身上，一定非比寻常。现在想来，我那时的心态，正如现在的女孩子渴盼一条新奇的裙子或一双时髦的运动鞋那般焦灼。我请大荣姨立刻给我编一个，大荣姨却说编完手上那个才能给我编，因为那也是旁人求她的，那求她的人就在她家里坐等。

我环顾四周，这才发现在不远处的一张椅子上，坐着一位和我年纪相仿的女孩子。大荣姨手中的这件半成品，便是她的了。

这使我有点别扭。不知为什么，此刻我很想在这个女孩子面前显示我和大荣姨之间的亲密，用现在的话讲，就是显示我们“够哥们儿”。我说：“先给我编吧。”

“那可不行。”大荣姨头也不抬。

“为什么不行？”

“因为别人先求了我呀。”

“那你还是我的大荣姨呢。”

“所以不能先给你编。”

“就得先给我编。”我口气强硬起来，心里却忽然有些沉不住气。

大荣姨也有点冒火的样子，又说了一个“不行”，就不再理我的茬儿了。看来她是真的不打算先给我编了，但这已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我在那陌生女孩子跟前出了丑。这还算朋友吗？我嘟嘟囔囔地出了大荣姨的家，很有些悲愤欲绝，并一再想着，其实用那小网兜来装语录本也不一定好看。

第二天早晨，我一觉醒来，发现枕边有一个崭新的玻璃丝网兜，那网兜的大小，恰好装我的那本《语录》。保姆奶奶告诉我，这是大荣姨连夜给我编的，早晨送过来就上班去了。我撅着嘴不说话，奶奶说我不懂事，说凡事要讲个先来后到，自家人不该和外人“矫情”。

我是大荣姨的“自家人”，我们是朋友。因为是朋友，她才会断然拒绝我那“走后门”式的请求。我把那个小网兜保存了很多年，直到它老化得又硬又脆。虽然因为种种原因我再也未曾和大荣姨见过面，但我们共度的美好时光却使我难以忘怀。什么时候能够再听到朋友对你说“那可不行”呢？敢于直面你的请求并且说“不行”的朋友，往往更加值得我们珍惜。

打那以后，我便总是有意躲避那些内容空洞的亲热和行为夸张的友好。很多人在这亲密的外壳中疲惫不堪，不敢为了说一个真实的“不”而去破坏这状态，在人们小心翼翼的疲惫中，远离我们而去的，恰是友谊的真谛。

我想起那年夏季在挪威，随我的丹麦朋友易德波一道去看她丈夫的妹妹。她住在斯凯恩附近，经营着一个小农场。当我们的车子停在农场主的红房子跟前时，她迎了出来。那是一位有着深栗色头发的年轻妇女，身穿宽松的素色衣裙。这时易德波也从车上下来，向她的小姑子走去。我以为她们会快步跑到一起拥抱、寒暄，热闹一阵，因为她们不常见面。但她们只是彼此微笑着走近，在相距两米左右时站住，然后抱起胳膊肘，面对面地望着，宁静、从容地交谈起来。橙红色的太阳笼罩着绿的草地、红的房子和农场的白色围栏，笼罩着两个北欧女人沉实、健壮的身躯，世界显得异常温馨和美好。

没有紧抱在一起的夸张呼喊，但那却是一个令我感动的时刻。

一位诗人告诉我，当你去别人家做客时，为你端上一杯白开水的一定是至交。只有能够享受到直率的拒绝和真切的清淡，才能使友人之间无所旁顾地共享好时光吧。

打开《女士》，享受宁静与快乐的阅读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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