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政府，小政府还是无政府？——再谈林张之争

2016年11月，除朴槿惠“闺蜜干政”事件和美国总统大选外，我最关注的莫过于月初时在北京大学朗润园的一场辩论。

素日雅静的北大朗润园在11月9日展示了一场中国经济学界巅峰对决——中国最著名的两位经济学家

　　这不是两人的首次争论，从上世纪90年代后，两人围绕“国企改革的路径”“政府要不要干预市场”等话题也争论过。本质上，这些争论都可归结为如何看待政府的作用，政府该不该对市场进行干预。如果我们放宽历史的视角，这也是自亚当·斯密以来，经济学家一直争论不休的一个话题。当然，对这一问题，永远不会有标准答案，不同学者基于自己的学术背景、人生经历和对宏观环境的判断，会做出或偏向政府或偏向市场或持平的看法。

　　我是市场派，主张由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但不赞成张维迎废止产业政策、不要政府干预的观点，因为要不要产业政策，它都现实地摆在那儿，不是经济学家说一声不要就不存在的。世界各国政府都有产业政策，不过或显或隐，都会对企业进行补贴或协调，而且各国政府的规模和职能越来越大、越来越多。小政府或许在亚当·斯密时代存在，但在全球化的今天难以存在。所以，在要不要产业政策和政府干预的问题上，，不是政府要不要干预，而是哪一种政府干预能够促进经济发展，哪一种干预会失败。当然，政府不是神仙，预先不可能知道哪种干预好，只能试错，试错就有成本，但没办法，这是发展经济必须付出的成本。除非不要政府，可显然这是办不到的。

　　然而，这也不是说张主张废止产业政策，反对政府干预就没有意义。鲁迅曾经有一个“铁屋子”的比喻，说的是在一间铁屋子里，如果你说要开一扇窗，会没人理你，但你大声嚷嚷要把这个屋顶掀掉，他们就会妥协，同意你开个窗。这也就是古人讲的“取法乎上，得乎中”。张维迎就是那个嚷嚷着要掀铁屋子顶的人。

　　比较张、林的多次争论，除了两人不同的学术背景外，他们不同的工作经历对各自观点影响很大。前者推崇哈耶克，是典型的市场派人士，早年参与中国经济改革的设计，后来虽然游离于政策圈外，但一直孜孜以求地呼吁市场化改革;后者推崇凯恩斯，主张政府作用，曾经是模范青年，成名后深度介入政府决策，特别是世行5年首席经济学家的经历，对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失败有着直接感受和研究。这使得两人都坚定地维护自己的观点，都认为自己的观点是适合中国的药方。

　　要准确评价两人的争论，还是要回到基本的问题和国情上来。前面说了，小政府或许只存在于亚当·斯密时代，原因在于，在中小企业处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发展早期，市场的盲目性和周期性的危机并不明显，直到19世纪中后期和20世纪初，随着市场的扩大和垄断的加强，市场的盲目性才带来了频繁出现的经济危机。垄断资本把持公共资源，导致公共产品价格暴涨，引发公众不满，要求政府干预。在这一形势下，一些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不得不成立专职机构，增加国家投资，控制公共产品价格。

　　可以说，在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前，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一些大国，政府由于管理的事务少，规模一直不大。 但30年代资本主义的大危机改变了这一格局。，加大了政府在经济发展的调控和干预作用，增加社会福利等，政府部门普遍增加。虽然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凯恩斯主义的发展范式造成政府财政支出过大，经济发展缓慢，美国等国重新走向自由主义发展道路，减少国家干预和调控，重新评估市场的作用和价值，政府的功能和作用有所收缩，但规模并未缩小，普遍还加强了公共服务职能。之所以如此，原因是在民主国家，福利是刚性的，一旦享受，就不可能下来，否则，选民会用投票把卸责的政府赶下去。尽管如此，在2008年还是爆发了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从而迫使西方国家不得不又加强对经济的干预，。

　　上述分析说明，政府职能的扩大及规模的扩张是历史发展的一个趋势。现代国家政府的规模就普遍比过去要大，管的事要多，追根究底，原因在于，市场和经济本身在扩张，运行更复杂，还有就是人们的权利和福利要求比过去更高，政府面临选票压力。故而，不管我们喜不喜欢，要承认这点。

　　从中国的国情和传统来看，走的也是这个路子。历史上中国本来就奉行强政府主义，虽然由于疆域的广阔和治理条件的限制，这种主张在多数时候并未变成现实的强控制;但作为一种文化传统则延续至今，并在计划时代不仅是作为一种理念而且也成为一种事实。另外，渐进式的改革道路不可避免地又形成了发展的路径依赖，计划经济时代的强国家、弱社会的管理格局及其制度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为目前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方式所承袭和保留。

　　当然，历史的合理性(其实也不一定合理)并不会自动导致现实的合理性。中国的问题在于政府太强势，这也是政府在转型过程中广受批评的原因。

　　林、张二位的同事、北大国发院教授卢峰在其《宏调的逻辑》一文中，就梳理了近10年宏调政策演变过程与具体内容，相关部门所运用的政策工具和手段可能不下30种。宏观调控的宽泛化是中国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一个根本区别，正如卢峰认为的，它既是深层改革滞后和市场体制不完善的结果，也是妨碍改革推进甚至客观促成旧体制某些因素复归的根源。包括经济主管部门制定的产业政策在内，过多过强的政府干预，不但会扩大经济波动，也会导致严重的腐败。张维迎对政府干预和产业政策的批判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背景下的。

　　政府手伸得太长的确会产生种种问题，不过，就中国的情况来说，今后要想缩减政府的规模和职能似乎也不太可能，首先，中国还面临着繁重的发展任务，因此需要政府继续发挥相应作用。其次，存在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供给压力，需要把过去的欠账一并补偿，建立一个惠及全民的公共服务均等化网络，这无疑对政府的公共服务水平和能力提出了挑战，需要政府强化这方面的职能。

　　再者，中国市场成熟度低于发达国家，政府还存在一个培育市场和强化管理的任务。此外，社会经济的发展会出现许多新事物，为应对这个新趋势，也需要增加机构和人员，处理与此相关的问题。最后，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国家边界利益日益扩大，并更深地卷入全球事务，这也需要中国扩张这方面的政府职能。

　　这似乎是一个二律背反，但要解决这一矛盾，政府就不能沿用旧有的方式，用行政手段去干预市场和企业以及管理社会，而只在需要政府发挥作用的领域做强政府，并受到法律的严格制约。必须有这样的意识和自觉，否则，政府的扩张很可能是一个灾难。

　　总之，针对张、林产业政策的争论，如果从现实而不是理论假设即理想状态出发，做强市场同时又使政府有限有为，可能是一个合乎事实逻辑的选择。这两个目标之间也许会产生冲突，但寻找兼顾的办法，正是改革要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