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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若三:乌兰夫终结了康熙一项宗教政策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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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草原民族多信奉原始的,十三世纪初,蒙古帝国建立时,蒙古民族的大多数人仍然信奉,、伊斯兰教和的,甚至道教在蒙古汗廷也有道场。宗教信仰呈现了多样化的局面。

然而,从一位年轻的藏传僧人、,这种局面就发生了改变。公元1258年,蒙哥汗举行了一次对后世影响深远的世界宗教大辩论活动。在此辩论会上,,舌战各派宗教领袖,鼓吹佛门道法,深得蒙古宗王的赏识。1260年,忽必烈即蒙古大汗位,。定都大都(今北京)后,于1270年,,藏传在元朝蒙古贵族中具有了广泛的影响。元朝灭亡后,退回到大漠的蒙古各部族又回归了对的信仰。。

到了16世纪中叶,蒙古土默特部的阿拉坦汗为了确立自己正统的汗位,更加有效地统驭蒙古诸部,于1578年在青海察布齐勒寺召集民众,隆重邀请格鲁派教主索南迦措,,。此后,蒙古草原各部开始效仿阿拉坦汗,邀请西藏高僧大德传法论道,影响所及,诸部纷纷改宗,信奉。。

然而,真正作为统治集团有目的地提倡,逐渐变成了国家意志,是从康熙开始的。为巩固统一,安定边疆,消磨草原各部强悍的民族意志,清政府大力“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1713年康熙帝封为“”为标志,,并开始以国家之力,。一时尊佛成为社会主流思潮。寺庙布满塞外草原,仅呼和浩特地区就号称有“四大召,八小召,七十二个面面召”,草原青城成了著名的召城。晨钟暮鼓,诵经拜佛;空对凡尘,幻想来世。结果是生产凋弊,人口锐减。到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的1947年,全区蒙古族人口仅剩下81万。

清朝末年,晚清干部姚锡光随肃亲王善耆考察蒙古事务后总结说:“我朝之御蒙古,众建以分其力,崇释以制其生,一绝匈奴、回纥之祸,其术可谓神矣!”

这真是一语道破了天机!

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后,乌兰夫对内蒙古的社会发展、民族心理、宗教文化的现实情况有清醒的认知,。

自治政府成立伊始,乌兰夫就郑重申明:“对于宗教的方针,是实行信教自由与政教分离。,并奖励其入学。”五十年代,乌兰夫又提出了“加强领导,全面规划,典型示范,。

。然而众所周知,蒙古族几乎全民信教,,这也是蒙古族人口锐减的主要原因之一。怎么办?乌兰夫在1962年年底的全区民族工作会议上正式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宪法规定公民婚姻自由,,为什么不可以结婚呢?,我们就宪法和法律办事,按公民待遇,保护他们的。,。”

他态度明确,掷地有声,至此,!到现在,乌兰夫的这些主张,对引导宗教适应现代社会制度,解决与世俗生活的矛盾,仍然具有典范性意义!

影响之大,效果之明显是显而易见的。1980年代,我在某寺院参观时,,当时该院的9。他还不无幽默地说:“我们这是听了党的话。”

今天,1223日,是已故乌兰夫主席诞辰110周年,写此小文,以示纪念。(2016/12/23

注:动笔写作本文前,与乌兰夫研究专家、《乌兰夫文选》编审何黎明先生电话核实了一条关键性资料,在此再次向黎明先生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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