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回去”是一种糟糕的反校园霸凌方案

这两天《每对母子都是生死之交，我要陪他向校园霸凌说NO！》（下文简称为《说“不”》）这篇文章引起关注。这篇文章所说的事实还有待全面澄清，但其中提到校园霸凌（我称之为欺凌）现象却引发了我潜藏多年的痛苦，也引发我对教育的深思。

首先要说明，我的评论是基于《说“不”》所述事例基本真实的假定，并且我谈的看法不局限于此文，更不是针对文中所提的具体个人。如果《说“不”》所述事例失实，因我的评论给文中所提具体个人造成麻烦，我先致歉。

KnowYourself公众号有一篇文章指出，“在全球范围内，霸凌都是一个日益严重的问题。根据台湾（大陆缺乏数据）一项针对4347名学生（7年级至12年级）的调查显示，10.7%的学生被霸凌，10.9%的学生霸凌过别人。”

这篇文章还指出这样一个现象：

我也没有看过大陆的数据，但以我的亲身经历看，大陆这个问题同样严重。

我曾经也有过被欺凌的体验。

我现在比较胖了；但了解我过去的人都知道，我小的时候身体又矮又瘦弱，走路外八字一摇一晃（人过中年的我身体平衡能力都不好），如果和同伴打架，我永远是吃亏的那个；一直到高中，我都没断过被同学欺负的经历。特别是因为我走路的姿势，我更是经常被人嘲笑。

有一次，我爸爸带着我上街，远处一个同学，特别快乐地向我打招呼：“罗圈儿！……”我爸爸回家问我：“他们平时都这么叫你吗？”我无言以对——真的是这样的。

有时候，我一个人出门，院子里见到大孩子们，总会有一个人还带头喊：“拐子！”于是周围人一片哄笑。

以至有一段时间，我都不太愿意到院子里去。

有一次我上课外班，一个比我低一年级但比我壮得多的同学，总是想欺负我，抓住我的手向桌子上磕，瘦弱的我只有忍受着疼痛。

我问他，你为什么总欺负人。他的回答我至今记忆犹新：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比我弱的，我为什么不欺负？——欺负弱小是天经地义的，谁不这样谁傻！

我被人打过、抢过钱；如果有谁对我说，你为什么不反抗？为什么不以暴制暴？对不起，我当时太弱小，我没有能力反抗。我是不是活该呢？

长大了以后，我慢慢明白，处于优势者的人往往喜欢“欺负”别人一下，比如动不动嘲笑一下别人胖、说一下别人蠢，或者损别人一句。别人如果不高兴了，有点修养的就来一句：“开玩笑呢，当什么真？”如果没有修养则根本不理你的痛苦。

其实，我自己又何尝没有欺负过“弱小”呢？我不是也喊过“一年级的小豆包，一打一蹦高”吗？我刚教书那几年，就没有对学生讽刺挖苦过吗？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恕道有了理解，又将鲁迅作品读得通透了，再加上学了些心理学知识，慢慢明白感同身受的重要性。

所谓感同身受，在心理学上称之为“共情”。一个有修养的善良的人，一定是有更强共情能力的人。

或许是我孤陋寡闻，据我半生的经历看，我认为感同身受的教育是当前教育的重大缺失。

如果《说“不”》所记真实，文中有两段话让我痛心不已。

即使这两段话所记不实，但现实中比这两段话严重的现象更多。

我的痛心在于，这个孩子没有对受害者丝毫的共情体验，即使冲动过后仍然不以为然。而孩子的妈妈则说“那不过就是过分的玩笑”，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孩子会这样了。

好吧，我只能祝愿这个妈妈晚年不被孩子开这种玩笑。

这件事又让我想起很多。

我曾经历过这样的场景，一位老师当着全班的面冲着一个大高个同学说，你看他就像二百五似的。结果全班一片哄笑（那些哄笑的人中也有我），从此全班同学都叫那个同学“二百五”。

有很多类似情形，全班嘲笑一个同学，老师很少制止，更不用说郑重其事地给孩子讲这种嘲笑行为的危害。

我很小的时候回到老家去，家里叔伯们对我的走路姿势或晚上可能会尿床哈哈大笑。

以上这些事情大人们和我的同学可能都忘了，我也并不是想怪谁，——他们并没有恶意；但我当时内心的痛苦却一直留存在心中。以至现在，我仍然会敏感、内向，不太敢和生人接触，内心安全感极差。

我的确不想怪谁，一是因为我自己以前也做得并不好，二是因为我小时候国家还处于紧缺时代，那时生存是第一位的事情，人的感受不是最重要的，他们并非恶意。所以，现在一些老年人仍然觉得送礼要送实惠的而不必送鲜花。

但缺少感同身受确实成了一种社会的集体无意识。

比如在教学中，教师下了课还在拖堂，而忘掉了学生只有八分钟课间需要上厕所；再比如中午下课，学生马上要围着老师问题而忘了老师中午要赶紧去吃饭。

比如在医院里，我见过无数次家长对孩子、成年子女对病中老人地大声呵斥：这大概就是轮回吧。

还有舞台上，嘲笑寡妇、残疾人、农民的笑话比比皆是，影视剧里为了渲染英雄的神威，普通人一片片倒在他们的枪下。

我知道我这样说有些苛求，我自己也必须反思自己；可是当缺少感同身受成了集体无意识并发展到极端，前述那个孩子就会对满脸屎尿的孩子说太好玩了。

如果说物质短缺时心理感受不是最重要的，那么在这个物质极大丰富的时代，孩子们对尊重心理感受的需求将极为强烈（这一点得益于北京教育学院张红教授的提示）。

此时，如果再不重视共情能力的培养，而只看重学生的竞争结果，那么无论是家庭教育还是学校教育，都会结出恶果。

很多人会从不同角度讲解应对校园欺凌的策略，我不再重复。

我想说的是，所有策略都抵不过一个教育思想：在青少年时代，感同身受意识与能力应该成为教育的重要内容。

德育课中，我们经常给学生进行纪律和法制教育，、违法的后果角度去吓唬学生，还应该引导学生体验自身因别人过失而深感痛苦后，推己及人体验别人的痛苦。

语文课上，我们要引导学生体验作品中那些弱小者的哀号。

比如，教学《孔乙己》时，我们可以提示学生，那些短衣帮们明知孔乙己的痛苦，却一定当着他的面羞辱他。

在教学《风筝》时，我们可以提示学生，那句兄长将“风轮掷在地下，踏扁”“傲然走出”后弟弟内心有多么绝望。

这就是鲁迅的大爱——他对立人的期待，对无爱世界的批判。如果学生上了高中还认为鲁迅就会骂人，那是我们教师的失职——不仅是语文教学的失职，更是教师的失职。

对于那些校园施暴者，不能以他们还小或者也要保护这些孩子的权益为借口，而不对之施以惩戒。如果那些孩子不因此恶行付出一些代价，结果就是纵容。这个问题我另有专文来谈。

作为教育者的教师和家长，我们自己要有感同身受的意识和能力。我们要先从自身做起，控制自己的情绪，更多对学生感同身受；同时也要明确告诉学生，他们的失当行为，会给家长和老师带来痛苦。

更重要的是，我们要鼓励学生敢于竞争、敢于挑战，但不能过于强调狼性意识或强者通吃，刻制自己对强者、对聪明人、对胜利者的潜意识中的崇拜。这是共情能力缺失的认知根源。

前述那些校园霸凌者更受人欢迎，性伴侣更多，其根本原因还在于社会对强者通吃的默许。

我们不妨再重温一下鲁迅的话：“他们是羊，同时也是凶兽；但遇见比他更凶的凶兽时便现羊样，遇见比他更弱的羊时便现凶兽样。”

我们谁都不是绝对的强者，我们都是羊，但我们可能也是凶兽。

阿Q被未庄众人欺负，于是他去欺负小尼姑。现在我们是强势者，去欺负弱小者；但终有一天，我们会老弱，那时新的强势者就会欺负我们。

所以，各位老师和家长，我们必须重视自己与学生感同身受意识和能力的培养。否则，在我们老了不能自理的时候，就不会有人对我们的痛苦感同身受。

中国的校园欺凌，结局主要看拼爹

文 |

去年底的时候，电影《老炮儿》上映了，内心充满了狂野的六爷，面对儿子遭遇赤裸裸的欺凌，用尽了各种方法。

他想和背景雄厚的对手讲规则解决，失败；他兄弟想用灰色的手法解决，还是失败；他想用举报的方式寻找官家解决，没有看到结果；他提着武士刀发起了最后的冲锋，倒在冰冷的世界里。

▲  《老炮儿》剧照

一年后的老炮儿，正是那个中关村二小被欺凌小学生的父母。中国人挺多，能把子女送进中关村二小的人不多。中国受欺负的人不少，但敢把事情闹起来的老炮儿很少。事情闹得够大了，还是解决不了的，只能是对手更加强大。

在中关村二小欺凌事件面前，有人呼吁界定清楚欺凌，有人提醒要学会用暴力维护自己，有人说要博爱，有人说要有技巧地解决。解决方案都很有道理，可我一想起当事人是中关村二小的家长，就提醒自己，以暴易暴肯定不好，凡事要依法处理，能让小孩上中关村二小的顶尖精英家长都解决不了的问题，，“没办法”是最后的根本大法。

解决欺凌过于遥远，在中关村二小的官方口径中，从来就没有承认这起事件和欺凌有半点关系。没办法的普通中国人民挺多想法，对类似的事情，聪明的大众给出一个犀利的解决思路：领导先来。否认欺凌的领导，只要敢于让自己的孩子无差别地体验同样场景，这事就真心不是欺凌。

在重现事件的过程中，以赵忠祥在《动物世界》里的磁性声音作为背景，天真无邪的孩子们，俨然如同吃饱喝足的小动物们一样，在大草原上互相厮打，通过体育活动，锻炼体魄，学习社交与生存技能。

话说未成年人之间的嬉戏打闹，用平常心来看，确实是他们社交的一部分，也是一项灰色而健康的体育活动。不过，即便是小孩子，也并非完全分不清是非。打闹归打闹，欺凌归欺凌，光明正大的单挑，完全不等于把其他小孩堵在厕所里面扔垃圾。有个道理很明白，不是所有的小孩，都会随便往其他人身上扔垃圾。

现在的小孩子，比我在学校期间的时候，要更加聪明懂事。在我读书的时候，我们这些中小学生已经能很快在嬉戏打闹中分辨出来，什么是健身，什么是欺凌，谁是可欺负的人，可以怎么欺负。

我16岁高中毕业，在此之前，身体发育跟不上同级的学生，体格上一直处于下风，在打斗中很容易吃亏，社交情商发育也比较迟缓，并没有经历过恶劣的欺凌，倒参与过不少对其他人的欺凌。如今想来，有两大靠山，保佑了校园时光的平安：其一，我母亲是学校的老师；其二，学习成绩一直不错。无论是通过裙带关系得到老师的荫庇，还是因为成绩好得到老师的宠幸，上面有人是很有效的免死金牌，比情商重要，比武艺高强重要。

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同学发现一位最差学生在准备考试小抄纸条，一群人叽叽喳喳地围着他声讨，我这个个头最小的人，突然间正义感爆棚，勇敢地冲上去撕掉了他辛苦准备了几个小时的成果。于是，这位高我一个头的强壮老炮，起身就是一脚，将我踹得飞了出去。这个出生贫苦的同学，平时是本班的打架之王，那一刻却没有继续发泄他的愤怒，只是默默地捡起被撕碎的纸片，坐回了位置。

回想起来，我那一次侥幸没有挨更多的打，和我自己没什么关系。老师在学校里面才是绝对的权威，这些平日里震东单、震西单的同学，老师全震。

老师虽然厉害，也有失灵的时候。初中时，一位同班同学的父母都是市里的重要实权领导，他本人孔武有力，调皮捣蛋，战斗力名列前茅，屈居第三。如果是论实战成绩，他总是第一，从来没有输过。有一天，他玩到了我的头上，在我天生正气的鼓动，与欠费情商的驱使下，为了尊严，我奋起反抗。反抗直接惊动了家长，同学的母亲，本地炮局领导，很快冲到学校，搂着她天使一样温顺的儿子，指着班主任说，就是这个小孩吗，把我家小孩给带坏了！

那一刻，我还沉浸在被欺负的伤痛里发抖，被对方家长一通指责，心里的悲伤逆流成河。我委屈而无辜地将充满期望的眼神投向了我的班主任，校园里的正义女神，期待着她公布一个真相，还我一个正义。

班主任耀眼的正义光环，那时黯淡无光，她好声好气地陪着对方家长，对泾渭分明的事实不置一词。我幼小的心灵一时间无法理解，难道老师也没法全震。

我这样愚钝而爱好和平的人，不理解归不理解，生存的技能还是学会了。常态氛围下，无论智力、武力还是基因是否存在差异，拥有一技之长是很重要的社交资本，也是保平安的护身符。但遇到尖锐冲突的时候，并没有通用的规则保障公平，根本还是靠拼爹。爹怎么样，结局就怎么样。

上世纪60年代末期，北京如日中天的顽主“小混蛋”，凭借社交和武力成为草根阶级的青年领袖。他的能力和光芒成为拖累，引发与大院子弟的火拼。小混蛋的死亡还不是结束，更可怕的结局是涉事大院子弟毫发无损，还拥有了吹嘘的资本。爹，再一次左右了最后的结局。

小混蛋神话的破灭，公平正义的古典自然竞争时代落幕。凡事都要拼爹才能看到结果，小孩子怎么努力，也无法突破社会的压力。这样的局面，令人心焦而无力。

▲  《血色浪漫》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