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经院校友办与北京大学出版社合作，定期推送经济学书籍的书摘、书评等。本期为大家推荐的是保罗·萨缪尔森与威廉姆·巴耐特主编的《经济学家之经济学家——与诺贝尔奖获得者和候选者的对话》。一年一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名单已经出炉，每当这时，都要开始新一轮的“中国经济学家何时得诺奖”大讨论，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本期燕园书话推荐的《经济学家之经济学家》是对十六位诺奖得主的访谈录汇编，由同为诺奖得主的萨缪尔森主编，英文原书名为“Inside the Economists’ Mind”，下面就让译者曹和平老师来带我们看一看，这些“最伟大的头脑”中究竟在想些什么。经济学在20世纪后半叶的经历有点类似于20世纪前半叶的物理学。经济学的发展使得一门社会科学在逻辑抽象程度上直逼自然科学中最严格、最成熟的学科体系；而物理学的大步发展使得自然科学殿堂的“王者”——数学彻底承认一门“形而下”的应用学科具有和自己一样优美的“形与数”的架构轮廓。近十多年来，经济学在方法论上的快速进步更是惊人。除了不断在社会科学领域“攻城略地”，被相邻学科谑称为“方法论上的帝国主义”之外，经济学在自己学科内部的方法论上也有了些许类似数学王国的方法论格局。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罗伯特·席勒说，就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这两个术语而言，方法论上的差别并不比研究对象之间的差别小。这种差别有点像数学上的微积分和几何学之间的差别。微积分很难提供一套公理化的体系，而几何学本质上却是公理化导向的。在这个意义上，席勒认为宏观经济学很像微积分。参见本书第十六章。沿着这个逻辑，微观经济学何尝不像微分几何呢？中国经济学家应该怎样在经济学大潮中寻找自己的定位并贡献经济学潮涌中的中国因子？萨缪尔森和巴耐特合作编著的《经济学家之经济学家》一书，为有志于经济学进步的学子提供了全方位的思考与启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逐渐被书中蕴涵的上述问题所吸引，内心充溢着一种不说不快的冲动。保罗·萨缪尔森是美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第一人。基于自己在哈佛大学的博士论文，他于1947年出版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经济分析基础》（Foundations of Economic Analysis）。该书的出版提高了整个经济学领域的标准，奠定了他作为“经济学家之经济学家”的地位。经济学界流传，萨缪尔森是哈佛大学20世纪30年代的神童，他对经济理论有超常的领悟能力。有这样一则未经证实的轶事：在萨缪尔森博士论文答辩结束后，熊彼特转向里昂惕夫问道：“嗨，瓦西里（Wassily），我们及格了吗？”之后，萨缪尔森到麻省理工学院（MIT）任教，并且建立了世界上最具影响力之一的经济学系。一个人在弱冠之年是青年才俊，求学于常春藤学校，师从诺贝尔级别的经济学巨擘，工作后早年成名；换句话说，在经济学人生的步子一步不落，甚至跳跃式地一路走下来，这就是“经济学家之经济学家”的前提条件吗？所幸，事情并非如此。莫迪利安尼的经历则与萨缪尔森完全不同。他早年在意大利求学时，，学业尚未完成，便被迫去了法国。1939年到美国求学，因必需文凭只得冒被捕的危险潜回意大利，到美国后只能在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学校读书。在哈佛读研究生后又遭系主任歧视，在伊利诺依大学任课时，又因遭老教授团队嫉妒愤而辞职。但是，他后来的贡献却使他和萨缪尔森并辔而立。。托宾在他的年代里一帆风顺，但是成名后捍卫自己理念的经历却异常艰难。看来，要成为经济学家之经济学家，天时、地利、人和诸条件具备固然好，但不具备也同样可以成功，经济学家成功的充分条件集合大得很。本书中许多经济学大家的人生和研究带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迪在于：经济学之路需要启迪和领悟能力，但更需要持之以恒；经济学研究需要洞察和幸运，但更要不得半点浮华。这对今天我国学术研究中浮躁充斥、希望一朝成名的“时尚”，不能说不是一个来自于他山之石的启示。萨缪尔森说，当一个学科处于快速发展的动态阶段时，不论是经济学、化学，还是针灸，。经济学科正处在这样快速发展的动态阶段。在这个快速变化的动态过程中，某一群人的研究确实指明了一个学科进步的方向。我国关于经济学科发展的研究具备一个全国性的学院式团队，在20世纪80年代曾经有过自己的辉煌。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经济学大踏步前进的年代里，该团队并没有捕捉到上述经济学大变革过程的这一特征。当从学说史的角度为经济学家寻找定位时，对历史上的人物着墨太多，对大体上与自己同时代人的“定位标尺”用得过于谨慎。将自己定位在评判者的角度，忘记了参与者才有资格成为专业裁判，。个别经济学家的研究怎么能够与经济学科发展的方向相一致呢？席勒对于凯恩斯有一个很好的批评：我想凯恩斯把自己的著作称为“通论”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唐突，总给人一点和爱因斯坦有关联的味道。但是，凯恩斯确实抓住了时代经济发展的一个根本潮流。托宾说，凯恩斯看到了经济并非总是处在瓦尔拉斯均衡状态下，恰恰相反，在一个时期中，经济还常常处在充分就业水平之下。正是这一假设的转变，导致了古典主义的再生——新古典主义——以及与凯恩斯主义的融合。显然，试图将理论一般化和对现实经济的深切关注，是凯恩斯主义发端的缘起以及战后经济学大发展的主流。没有理论上的偏好——即使是幼稚性的偏好，没有对现实的关注——即使是对某一个局部的关注，将个人的研究方向变成经济学的主流的概率是很低的。遗憾的是，我国劳动市场多年城乡割裂、农民工和正式职工割裂、我国宏观经济管理多年让投资变量管理作中介，缺失工具意义上的直接就业变量管理，经济学家们竟然安之若素。这是理论偏好的缺失还是对现实经济观察上的冷漠？本书在对经济学大家访谈的字里行间展示了一个个研究实例。将一群领骑者对理论的执著、对现实的关心以及对学科发展的判断综合在一起，让我们能够稍稍退后一步，回望整个学科领域在过去半个世纪的发展经历。这对中国经济学研究通过集合个人的经历，俯瞰自己作为一分子的世界经济学发展的大场面是一个及时的补充。三、经济学团队的形成、经济学未来的出路及中国经济学家的可能贡献英雄是成集团出现的。，很多并非才智很高、天分超群的人在后来都成为民族崛起的早年英雄。经济学研究也是一样。在美国20世纪60年代后期注定要衰落的城市——匹兹堡，一个在经济研究上并不占优的高校——卡耐基·梅隆大学，后来出现了一个成就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蘑菇窝。秘诀掌握在该校经济系系主任迪克·塞尔特（DickCyert）的手中。他诚心诚意地把那些被哈佛和耶鲁短视的人事制度卡下来的年轻人一一请到了匹兹堡。莫迪利安尼、西蒙、卢卡斯、莫顿、卡斯等都是在他的支持下，成为一代经济学大师的。一位刚入门的研究人员，比如一位优秀的博士毕业生，工作五年以后，学会了在最好的刊物上发表文章，我们称其为学术骨干，这时他的年龄大约在30岁。再过五年，他将指导刚入门的研究人员，或者自己的研究生，或者与自己的年长同行，与他们组成一个研究小组，获得同行的认可从而形成自己的研究方向，我们称其为学术带头人，这时他的年龄大约在35岁。再过5—7年，他带着自己的研究小组，与院外、校外和国外同一方向或者相邻方向的同行，将自己的研究方向拓展为一个由不同方向集聚起的方向“群”——研究领域，我们称其为学科带头人，这时他的年龄在42—45岁。在此以后，这样的学科带头人有可能成为一代大师。将一位刚入门的年轻人，由学术骨干带到学术带头人，再到学科带头人和经济学大师，是人才团队成集团出现的秘密，塞尔特就是这样一位破解了人才成长秘密的管理高才。而费尔德斯坦则是成功改造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用夏天研究院的形式，将各个领域的学术大家聚集在一起，成就了大量世界舞台上的经济学大家！细想一下，在今天的中国，刚步入经济学门槛的年轻人中，有几个人能有幸在这种理想的环境中成长呢？又有多少经济学专才，能够在一个国家级的平台上“舞剑论道”，冲击世界经济的擂台呢？经济学的未来方向是什么？萨缪尔森说：，经济学未来的研究应该较多靠近生物学和较少靠近物理学。席勒说：预测长远的未来是困难的，但有几件事可以说。而大多数经济学家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必然会提到信息革命降低了做事情的成本，我们作为经济学研究者必须想想，利用这个新的机遇做点什么。中国经济学家的贡献在哪里呢？能否像有些夹在海内和海外之间的专家说的那样，中国没有五个以上真正意义的经济学家呢？如果不按两栖类的标准来划分，飞禽不可能是走兽，走兽也不会是飞禽。但是，动物界主要是飞禽和走兽构成的。中国的经济学家不是美国经济学家。但是，只有对中国的经济有贡献了，才能对世界经济有重大贡献。和美国经济学家对美国的经济研究丰富了世界经济研究一样，中国经济学家的看家舞台在这个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本文选编自《经济学家之经济学家》之译后记，作者曹和平教授。）序言一个体学者的传记与学科传记关系的反思/保罗·萨缪尔森序言三经济学家与经济学家的对话：一个历史学家的视角/罗伊·温特罗伯第二章大卫·卡斯访谈录/斯蒂文·斯皮尔，兰德尔·怀特第五章弗兰克·莫迪利安尼访谈录/威廉姆·巴耐特，罗伯特·索洛第十四章托马斯·萨金特访谈录/乔治·埃文斯，赛坡·杭卡坡佳第十六章詹姆斯·托宾和罗伯特·席勒访谈录/大卫·科兰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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