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叶 | 《辛德勇手记：写在印刷史研究出版的时候（一）》

辛德勇老师

首先說明，這是一部專題研究論文的合集，不過編入此書時不同程度地做了一些修改潤色。收錄在這裏的文章，主要集中討論了中國古代印刷史上的三個重要問題：一個是印刷術的起源問題；另一個是在中國印刷術的早期——唐代後期，會不會雕版印刷像白居易和元稹這樣著名文人寫作的詩篇，而討論這一問題的實質，是怎樣認識雕版印刷術在其發展初期的傳播擴散過程，與印刷術的起源及其產生原因本密切相關；最後一個，講的是明代所謂“銅活字”印本問題，這牽涉到活字印刷的起源及其技術原理，實際上是在闡釋怎樣合理認識中國古代活字印刷的早期發展狀況。因此，也不妨把這部文集的內容概括爲：它是對中國古代雕版印刷與活字印刷早期歷史的研究。

《中國印刷史研究》目次

有些看慣了當今官樣教科書式“專著”的讀者，可能對我以“中國印刷史研究”這樣堂堂皇皇的字眼兒來給這部論文集命名，感到不大適應，覺得名不副實，甚至有些難以接受。然而，所謂“研究”，本來就是這個樣子，就是要集中焦點解決疑難問題，立一個題目，寫一篇文章，得出一個新的認識。所謂“著書立說”，不是泛泛敘述已有的認知，也不是簡單地串連和寫錄相關的材料。它不能等同於“編書”，當然與橫着膀子“攢書”更不是同一回事。

時下秉政者大力鼓吹學術研究的“創新性”成果，似乎像是倡行一條爲學正道。但稍一思索，卻覺得很不是滋味。蓋學術研究本以創新爲本質特征和根本目的，沒有創新，就談不上研究。若是沒有創新，寫出來的東西，不是山寨，就是胡言亂語，那就根本不能說是學術研究。作爲行政管理的衙門和主事官員，強調學術創新，而且還要對茫茫學海中難得一見的所謂“創新性”成果予以特別的表彰（由於種種人爲的努力，實際表彰的還往往是江湖騙子的幻術，這樣的情形也早已屢見不鮮，成爲一種“舊常態”），這也就意味着實際上在大學，在研究所，學者產出的“成果”大多衹是晉級昇等的敲門磚，或是專用於謀取“國家”從納稅人身上斂得的“經費”。在歷史學領域，這樣的“研究成果”，自然衹能是“編書”、“攢書”，遠遠看上去卻很“系統”。挪用時下流行的市井俚語來描述，是既高且大亦上，一副儼乎其儼的模樣。

行政的權威越來越無所不屆，各個學術單位和眾多學者的研究自然大多籠罩在其濃重的陰影之下，結果可想而知。然而不管身處什麼樣的社會環境，總是還有個人的選擇問題。這種廟堂下的學問既然不是我心目中憧憬的景象，就不妨退處斗室，把自己的書齋視作荒江老屋，尚友古近先賢，靜心自爲而復自得，按照自己喜歡的方式，撒開歡兒來寫自己喜歡的題目。

於是，就有了這樣一部不大像所謂“專著”的專題著述，原因衹是想深入探討問題，清清楚楚地提出自己的觀點，切切實實地努力推進對這些問題的認識。這樣做研究，固然很費力氣，同時還很費時間。儘管衹是匯聚了三篇文章，但寫作花費的時間，最少的也在三年以上；像關於印刷術起源這篇文章，從開始蒐集資料準備撰寫，到成文發表，前後竟耗去十多年時光。

儘管編次在這裏的是幾篇各自單獨成篇的論文，但在這些文章當中也貫穿着一些共同的思路和視角。其中居於核心地位的一點，是保持開放的文化觀念，以求真求實爲根本原則和基本出發點。

印刷術的發明和應用，對促進文化的發展與交流，爲功甚巨，是人類歷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重大事件。無論發明者的後裔從屬於當今哪一個人群，這些後世子孫及與其具有某種共同性的人群（其共同性認知，譬如同一大洲、同一人種、使用同樣的文字或語言，當然認同感更強的是同一現實的國家），往往都會引以爲傲。對這種自豪感的追求和享受，使一些研究者會以爭奪本民族、本國家甚至本鄉本土的發明權作爲預設的研究前提，或者說是從事相關研究的根本目的，至少在中國和韓國，有很大一部分學者已經做過不少這樣的研究，其中有些還有明顯政府背景。

不管研究者自以爲肩負着何等神聖的使命，或是具有多麼崇高的愛國情懷，符合自己期望的成見既已先入爲主，就已經背離了學術研究的根本原則，當然也就很難有科學的研究結論了。關於這一點，我認爲，以往中國一些學者，在印刷術起源的研究中，在中國應用銅活字印書啟始時間的研究中，弊病都是相當嚴重的；即使是在本書討論的唐人“模勒”元白詩這一問題的研究中，至少有一部分視此“模勒”爲雕版印刷的學者，或有意識、或無意識，實際上也受到了同一觀念的影響，希圖盡量提早中國應用雕版印刷技術的時間。

我在從事中國古代印刷史研究的時候，始終注意堅持以實事求是爲依歸，努力探求事物的本來面目。正因爲如此，纔能超越舊有的藩籬，提出一些新的看法。在這一點上，歷史地理學界（這是我本來的專業）的老前輩譚其驤先生，其卓越風範一直令我仰慕不已。當年，在中越西沙海戰硝煙初散未久，南海諸島的歷史歸屬問題極爲敏感而前此已經有很多中國學者發表了“立場”鮮明的文章的情況下，譚其驤先生悉心審辨歷史文獻記載，刊佈《七州洋考》一文，就相關島嶼在歷史時期的名稱問題，提出了與眾不同的見解。我希望自己能以這樣的態度和勇氣，來對待所有學術問題。

在這本小書中，有兩個問題的論述，非常突出地體現這樣的立場：一個是印刷術的淵源問題，另一個是朝鮮半島率先使用銅活字印刷，並且在這方面曾大大領先於中國。我的具體看法，可能有很多中國人不願意接受，而且隨着研究的進一步深化，也未必不可更改，但我相信，這樣的學術精神，是正確無誤的，我也一定繼續堅持下去。

 在特定的社會環境下，即使是象牙塔中的純學術研究，也會給社會造成一定的影響，有些研究甚至會很嚴重。在中國，由於近代飽受列強欺侮的歷史，過去很多學者持有較強的民族觀念，或許尚可理解，而且也曾具有某些積極的社會效應。然而，面對當前的世界形勢，任何一個負責任的學者，都應該高度警惕它可能帶給社會的負面影響。

一段時期以來，世界上許多國家和地區，由於不同的原因，一股濃烈的狹隘民族主義和反智民粹主義思潮，由日漸蔓延而至勃然振起。所有有良知、有理智的知識界、文化界人士，不拘、右派，對此都應旗幟鮮明地予以抵制，攜起手來，抵制極端的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以促使社會保持健全的理性。

就是在中國古代版刻研究領域，多年前某單位正式公開發行的一部輯錄刻書牌記的圖錄，作者竟然使用“自以爲是、。這一事例足以說明，如果聽之任之，這些極端思潮的發展，即使是在學術研究當中，也會卑下無止境，癲狂無止境，不衹是穿着馬夾在互聯網上耍耍流氓而已。現實不能不讓我們警醒。在還能講話的時候，每一個有正常教養的人，都有責任遏制其增長勢頭，阻止其內在的邪惡暴力有一天會膨脹到令我們不能發聲的地步。

本書出版發行之際，正值國際形勢發生重大變化。面對美國政局的轉折，不論東方、西方，各種極端的民族和民粹勢力，必然登高歌笑，棄衣奔走。現實愈加令人憂慮，憂慮世界墮入暗黑的深淵。我期望，這本小書通過具體事例揭示出來的中國文明在與外部世界交流中發展壯大的歷史事實，能夠有助於更多的人，以史爲鑒，永不封閉開放的情懷，更加自覺地堅守文明的底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