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识沙龙纪实丨周飞舟:传统与现代的社会学

周飞舟老师前不久发表了一篇文章《论社会学研究的历史维度》，以政府行为研究为例讨论了社会学研究历史维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不少学生都对此表示了兴趣与疑惑。周老师谈到，他对社会学研究之历史维度的倡导是从现实经验研究而来。周老师在政府行为研究中发现，政府官员处理问题很多时候会沿用惯例。他认为，千百年来，中国并没有太本质的变化，政府行为的背后有一套相对稳定的意义结构，而这一套意义结构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毕竟，社会结构除了一套权力利益结构，还有一套意义结构。周飞舟老师认为，从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来看，其实最难改变的是人对意义的理解，最难改变的是“匹夫匹妇之心”，。在中国社会，只要成立一个机构，它就会遵循中国社会的这一套意义结构来运转。比如在一个单位中，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如果一个处长的大龄女下属怀孕了，这个处长就会同意她提前下班去保胎，而不会严格按照科层的逻辑来要求她，换个处长很可能也会这样处理。这背后有一些不变的道理和意义。但是，研究意义谈何容易，意义与主体性、个体高度相关，并不容易总结和把握。历史维度的意义正在于帮助我们去追溯现实社会中的这一套意义结构的历史根源是什么，中间经历了一些什么变化，为什么今天是这个样子的。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如果将这些传统因素当成是潜规则或非正式关系，认为这些东西是不重要的，是农业社会的遗迹，是迟早要消失的落后因素，那么其实就可能忽略了很重要的问题。因此，传统社会思想对于认识中国社会特别重要。只用西方理论直接用来分析中国社会是有问题的。比如中国古人所讲的公私与现代人所讲的公私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沙龙上有些学生就自己的研究请教周飞舟老师。有学生问及中西方社会的民间组织之差异。周老师以民间纠纷调解组织为例，认为二者的差异主要在于调解方式的不同。中国社会中的民间纠纷调解并不是以西方意义上的公平正义的方式来调解的。比如两人打架了，劝架人经常是以“六尺巷”的方式来调解。它利用了很多传统资源在进行调解，这些传统资源其实是一些道理，“过去那件事情你那么对我，今天这件事情我就不能这么对你”。还有同学非常关注东南沿海具有“非法的合法性”的偷渡行为。周老师说，一个传统意义上具有合法性的行为现在看来很可能是违法的。研究偷渡行为不仅在于研究偷渡的策略，更重要的是研究其正当性的来源问题，为什么当地老百姓认为偷渡行为是有道理的。周老师进一步谈到，每个人都会以一种方式来讲话或做事，这些方式背后都会有一些道理，理解这些道理的来源有助于把现实经验研究做得更深入。人们讲话的时候都会不断的进行“索引”，但是通常会将索引的过程和索引的大前提略去不讲，社会学的研究则应当把它们找出来。其实，中国人索引的大前提主要来自于三个传统，中国古代传统，。有些人吸收了两套不同的传统而不自觉，就会出现“说一套做一套”“打着左灯往右拐”的矛盾现象。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周老师兴致勃勃，同学们意犹未尽，奈何时间飞逝。周老师与继续请教问题的学生还有助教们边走边聊，徐徐走出了咖啡厅，本期沙龙结束了。可巧的是，周老师吃过晚饭就要去上《中国社会：结构与变迁》这门通识课了。